在这套“沉钟译丛”（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里，我最先读了读《奥威尔书信集》，因为我对这位作家感兴趣，而且它是好读的“书信”。“在美国，动物故事根本卖不动。”1946年4月23日，奥威尔写信告诉他的文学经纪人列奥那德·摩尔，当他把小说《动物农庄》的手稿寄给美国一家出版公司的时候，人家这样给他回了信――他们把这部政治寓言小说当成“动物故事”了。于是他意识到美国公众可能不会明白这本书里讲的是什么，因为美国人对发生在欧洲尤其是苏联的事情没有感受。但是当时的欧洲人一看就明白《动物农庄》说的是什么，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怀疑“沉钟译丛”在许多公众中间也会遭遇《动物农庄》式的命运。当下中国的精神空间是如此驳杂和丰富，几乎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精神形态都共存于此。东方的和西方的，君主时代（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与话语方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与它对应的受众。比如，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会对费希特的《论法国革命》如醉如痴，而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学子，你却很难说服他（她）读完这本书。他宁可去啃吉尔·德勒兹的《福柯 褶子》。因为这些年轻的经验主义者在自己的经验中找不到了解费希特思想的必要性，比如，有什么必要看他的这段话呢：“无论是什么国家宪法，只要它的终极目的……是在于对一切人进行奴役，使一个人得到自由，让一切人的教化都服务于一个人的目的，阻止导致大多数人自由的种种教化，它就不仅能加以修改，而且也确实必须加以修改。”他倒觉得德勒兹“物质的褶子－灵魂的褶子－巴罗克褶子”是一些有趣的关联。他喜欢这种无穷无尽、充满跳跃的横向想象力的知识思维方式。和这种横向思维、招蜂引蝶、极富扩张力的“后现代”理论文本相比，“沉钟译丛”的文本则更像是纵深思维、目不斜视、穷根究底的，它们不但追溯着历史的根底，而且连结着人类精神价值的根底。如果说“后现代”文本展现了人获得自由之后的无限形态和无限可能，那么“沉钟译丛”的文本则以各种方式和角度探讨着自由产生的原因和自由得以长久存在的条件。前者满足着人的知识好奇心，后者则激发人们对自身的现实作出理性的评判，萌生改变的激情。而这正是时尚化的理论文本所不具有的力量。

对国人而言，移译西著似乎向来不仅是知识行为，它还被赋予了许多沉重的使命。百年以来，一直如此。所谓“盗得天火，点亮此岸”是也。换一种说法，叫做“寻求别样的参照”。在这个网络时代，参照系越来越多以至无穷，似乎少了什么也不算少，何况少几本译著。但是当拂去这个社会结构的表层的光尘，瞥见里面绵延了五千年的机理的时候，便会深深感到：那些斑斓的后现代理论是可以和它做做游戏玩的，可毕竟是“酒肉朋友”；那些穷本溯源的思想之作才是能够带来力量和启示的“真朋友”。在这个意义上，“沉钟”不“陈”，它对中国读者而言生命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