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的动词及其他

 

    我敢打保票：鲁迅先生的《非攻》是世界上动词最多的小说――我是指用于描述主人公的动词字数与全文字数的百分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他从一出场就一直处于匆匆忙忙的行动中，直到全文结束，一刻也没有歇息。为什么会这样？下面我将在引文的时候给有意味的词句下面划线，还会在括号里作些算不上恰当的解析。我以为非如此便不足以贴近鲁迅的这篇充满温暖的爱与笑的文字。
    当然，任何对鲁迅的言说，都不如将自己还原为赤子状态，开放着，静默地阅读他的文字更能达成对他的理解。而对他的理解，与其说更需要诉诸理性的头脑，不如说更需要诉诸敏感而热烈的心灵。鲁迅先生的挚友许寿裳曾说：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揭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大众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真热烈不能办到的。”
    “仁智双修”、“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大众社会的生活”这些话如果当面送给鲁迅先生，也许他不会表示同意，但是如果送给他笔下的《非攻》里的墨子，我猜想他一定是没有意见的。也许他还会说：“对的，这就是我想要的墨子了，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行动者了。”这位在鲁迅笔下诞生于1934年8月的“行动者”墨翟先生，与鲁迅以往的小说里孤独、彷徨、忧愤、绝望的“先觉者”不同――全无感伤的性格，只是一味地做事。这个“行动者”不是一个深陷于麻木不仁的冥顽大众、冷漠傲慢的“体面人”的冷眼以及冷焰灼人的黑暗虚空之间痛苦而怀疑的虚无主义者，而是一个纵身跃入“强凌弱、众暴寡”的不公正世界，竭尽自身的仁与智去制止和减轻其野蛮、残酷、互相害、相离散对于弱者之伤害的大爱者。这位“行动者”脱尽了“先觉者”由于智力和道德上无可争议的优越而产生的合乎自然的知识者的孤高，彻底地低下去，把他的不暇更换的破衣衫和烂草鞋裹着的身影，融入到黄土弥漫、苦人遍地的世间，沉默地尽力，“不以圣人自居而做圣人之事”地做事。这时候，主人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世界不再意味着不可改变、不可交流的隔绝的高墙，而是可以通过赤诚的努力得以改善、得以交流的人间。与此同时，这位“行动者”也并没有“向劳苦大众学习，彻底改造自我”的“知识分子式的原罪感”，虽然完全平民地生活着，行动却只依循来自智慧和道德本身的理性的律令。这样一个单纯透明、有建设性的人物，在鲁迅先生其他的作品里是从未出现过的；而用来描绘他和他的世界的那种明亮诙谐、充满信心的笔调，也是在他的所有作品里独一无二的。更明显的是，作者一反以往小说里大段的内心独白，很少赋予主人公以心理活动，只去描述着他的行与言。在一个个滚滚而来的动词的运动之中，“行动者”墨子就这样站立和奔走起来了。

    “子夏的徒弟公孙高来找墨子，已经好几回了，总是不在家……”小说是这样开头的，一个“忙”的印象便给予了我们。找了四五回终于在门口遇见，他们便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公孙高对墨子的主张“非攻”很不以为然，指出“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一句话，便把儒家的“伪”与“恶”点破。）墨子说着，站了起来，匆匆地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到得门外的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于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忽然望着园角叫了起来道：……”原来是他的出去找工作的学生阿廉。他温和地责备了阿廉因为报酬不合意而放弃了做有益之事。
     “一面说，一面又跑进厨房里，叫道：
     ‘耕柱子！给我和起玉米粉来！’
       ……
    ‘先生，是做十多天的干粮罢？’他问。
    ‘对咧。’墨子说。‘公孙高走了罢？’（可见墨子没与公孙高多费口舌，也可见他不太讲“待客之道”。因为一是他知道他与自己价值观根本两样，无法说通，二是他实在没有时间浪费在虚与委蛇上，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走了，’耕柱子笑道。‘他很生气，说我们兼爱无父，像禽兽一样。’（儒家是通过等级的区分来确立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和情感关系的，与墨子“平等地爱”相反。）
    墨子也笑了一笑。（对于一切误解，“行动者”只是一笑置之，继续做事。大概是他把人们之间观念的差异看作自然之事，所以不会因为自己的“话语权威性”遭到否定就暴跳如雷了。）
    ‘先生到楚国去？’
     ‘是的。你也知道了？’墨子让耕柱子用水和着玉米粉，自己却取火石和艾绒打了火，点起枯枝来沸水，眼睛看火焰，慢慢的说道：‘我们的老乡公输般，他总是倚恃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兴风作浪的，造了钩拒，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梯，要耸恿楚王攻宋去了。宋是小国，怎禁得这么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罢。”（要长途跋涉去说服公输般，是因为对弱小宋国之百姓的怜惜之情烧灼着他。在一般道德家看来，公输般唆使强凌弱，实在是罪大恶极，但墨子批评“老乡公输般”的话却平平淡淡，只把他看成个有毛病的常人，绝无慷慨之士任何时候都丢不下的那股大山临盆般的“浩然之气”。轻轻一句“我去按他一下罢”，就指代了自己的意欲给宋人带去拯救与福祉的重大行动。我们应该注意到，鲁迅在本文的每一个字里行间，都在极力地消去一位道德实践者所可能散发出来的任何一点“道德高调”的颤音，以免主人公变成他最讨厌的“道德家”。所以，他笔下的墨子便是一个有常情、重常识、做实事的“经验的理想主义者”，他恪守着行动与道德的高贵和生活与言语的低调，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高”与“低”的问题，他只是为了方便做有益于人的事。）
    接着墨子就回到自己的房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和一柄“破铜刀”，“找”了一张“破包袱”，把蒸好的窝头“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从包裹里，还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气。”（想象墨子后背的包裹“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气”，是一个有着巨大喜剧性的情景，而它的原因只在于墨子先生实在使自己太忙了，连等窝头凉下去的时间都没有。这一段描写让我想起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给她的最初印象：“当鲁迅先生上课的瞬间，……在钟声还没有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有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臂上衣身上的许多补丁，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丁。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丁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他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钟声刚止，大家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墨子行动迅速的作风，以及衣着上的过于粗放，看来很有鲁迅先生自己的影子。）
    当耕柱子问他几时回来时，“‘总得二十来天罢。’墨子答道，只是走。”（鲁迅先生简洁传神的功夫，“只是走”三个字便让我们领教了。一个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愚鲁迅速”，仁爱素朴的行动者就是这样的――无暇说，“只是走”。）
    这是小说的第一小节，共1000来字，时间是从墨子回到家到蒸完一笼窝头的功夫，一切都在迅速地进行――争论“非攻”、喝水、开导学生、说明去楚国找公输般的原因、蒸窝头打包裹，出门。每个以墨子为主语的句子里都有若干谓语动词，动词的宾语表明这位墨子先生一直过着清苦的平民生活――因为动作的对象不是厨房、水井、瓦瓶，便是火石、艾绒、枯枝、火，以及盐渍藜菜干、破铜刀、破包袱、窝头、草鞋，等等，总之是“破”字当头。
    后来的行程中动词仍是密集，仍是辛苦。比如他刚找到公输般，以“义”说服了他之后，便要去说服楚王。般劝他吃饭，他“不肯听，欠着身子，总想站起来，他是向来坐不住的。”般只好答应引他去见楚王，拿出一套自己的衣裳和鞋子诚恳地请他换上，“‘可以可以，’墨子也诚恳的说。‘我其实也并非爱穿破衣服的……只因为实在没有工夫换……’”从见到公输般，到说服楚王放弃攻宋，到最后从公输般家告辞出来，这些“大事”都做完也只是吃了一顿饭，他便又“走”了。而归途虽是走得较慢，但“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些大半是被动语态的动词表明：这位默默给人带去好处的无名英雄，既承担着为弱者做事的义务，也承受着那不知自己曾被他帮助过的弱者的推搡，却并未得着一点尊崇。这虽然荒谬，却也是情愿――毕竟由于他的尽力，他们已经脱离了即将临头的苦难，相比之下，算是过上了比以前较好的生活，而这是他唯一希望的。
    因此，我以为《非攻》里接连不断地出现的动词，乃是鲁迅先生塑造一个“实干、苦干、硬干”的“行动者”形象所使用的有力的艺术手段，同时它们也是这位“行动者”的生命态度的含蓄象征：虽然他的道德近乎完美，他的智慧无人匹敌，但是他从未因自身的美而作纳喀索斯式的临水自照，也从不因自己的智而作公输般式的效命王侯；他的胸怀里是广大世间中的贫瘠，号寒，无言的饥饿，以及无辜的人们的牺牲的血，胸中总盛放着这些，以及对这些的无条件的悲悯之爱，他就只能“总是匆匆地走”。因此，这个意志坚决的老好人，其实就是鲁迅在其他场合描述过的一种理想的知识者：“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家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位墨子先生，就是鲁迅心中“做大众的事情”的人物模型。
    这样的分析下来竟使我相信：鲁迅先生在晚年所认同的价值和所期待的理想人物，由《非攻》里的墨子――这时刻也不停歇的“行动者”形象――完全地表现出来了。或者也可以说，在《非攻》里，鲁迅先生给自己作了一幅幽默的自画像。或者还可以说，鲁迅先生在这小说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同路的友伴，以他的辛劳、热情和爱，鼓舞着自己奉献与爱的生涯。但是我这么说却没有“鲁迅先生是个自恋狂”的意思，我只是顺便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的实际存在，或多或少都是他自身理想的产物。如此而已。

   

    附记：但是《非攻》里墨子做的一件事让我不能释然：公输般拿出一只木头和竹片做成的喜鹊给他看，说它可以飞三天而不落。墨子瞧了瞧，便说：“可是还不及木匠的做车轮，……他削三寸的木头，就可以载重五十石。有利于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就是坏的。”谈完天，送墨子走后，公输般想了一想，“便将云梯的模型和木鹊都塞在后房的箱子里”。把云梯收起来我没有意见，可是那消失的木鹊呢？“不利于人的，就是拙，就是坏”吗？无益于多数人的生存，但是有益于少数人的愉悦的优雅无害的事物，对于温饱尚未解决的多数人而言，其存在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但有多少美丽的事物，是消失于这样一种伦理之下呢？这消失，又使人类的文明已经和正在减少了多少丰富性呢？在终极的意义上，这对人类的全体也是不利。怎样解决“关怀弱势群体的伦理”与“文明丰富性的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呢？当这种选择落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怎样才能既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又不折断文明的链条呢？或者，文化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根本就是“阶级的产物”？有些文化必然地会随着一种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不能将它“纯化”，脱离历史地单独保存？如果一种文化的存活必须仰赖一种历史，而这历史又有违平等和人道的原则，那就应该毫不留情地让那文化与那历史一道消亡？也就是说，古老的“阶级论”在今天并未过时？若如此，那又如何才能让人类的文明向着更卓异的方向迈进呢？……恐怕鲁迅先生的墨子也难以解答这些问题罢？            

                                                  2001 /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