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  我无法不被他们的文章打动。夏榆的《临终的眼：杨家营纪事》、《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和《自由的试金石》把我的视线强行拉到如不亲临、便永不会信其有的真实面前。贫穷、剥削和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最底层者造成的灵魂扭曲与伤害，是比任何极度的物质贫瘠更摧人心肝的怆然图景。然而这图景却是被平静、节制而优美的语言所描述的，作品的震撼力因此而倍增。《南方周末》记者夏榆，作家夏榆，漆黑忧伤的矿井是他曾经的劳作之地，亦是他写作的源头。在患难兄弟们惨酷的生存面前，作家的审美责任感使他遏止了绝望的哭腔，而无力改变的不幸现实，则加重了他良知的歉疚与情感的伤痛。其文字的悲悯热力，皆由这歉疚和伤痛而来；而这歉疚伤痛，实源自超越己身的温柔大爱。与亲历者夏榆的“装作”冷静不同，王小妮对乡村的关注来自旁观者的真的冷静。夏榆的冷调里藏着痛哭，王小妮的冷静里则埋着轻轻的叹息和尖利的警告。这位诗人、小说家用三年的时间，和她的丈夫徐敬亚一起，驱车走访中国东北、西南和中原的广袤乡村，归来写作此文——《安放》：“安放那些孩子/安放那些老人/安放那些女人/安放那些流人/安放那些灵魂吧”，深怀“安得广厦千万间”之意。一些信手拈来的细节，暗示出这大地和人群深重的生存与精神危机。
    逝者  感时伤生之文以道德力量动人，而痛悼怀人之作则莫不以深情之美将人击垮。高尔泰《没有地址的信》寄给他永别的女儿高林，徐晓《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追怀诘问他去世十年的丈夫周郿英，野夫的《别梦依稀咒逝川》祭奠他的故友李如波。读它们，让我深深沉没在无语的哀伤里，不仅为了被悲悼的主人公，也为吞没了主人公的残酷的时代与世界。不，这么说是不对的。哀伤，其实就是为了这些被悲悼的主人公本身，因为时代和世界可以重来，而高林、周郿英和李如波却永远都不会再有了。这世间还会有多少我们永不知其名的失踪者默默而不该地死去？还会有多少高贵而沉默的生命遗失在风尘浊世里？在我们的世界中，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价值何时能获得绝对的尊重？……没有答案，惟有疑问。
    自我  在世界的喧嚣中关切他人是高贵的，而能直面“自我之深”者，亦同样的好。作家林白、周晓枫、李浩和电影导演王超都以文章作出此种永不枯竭的探索。“自我”从来都不会是单纯的“私我”，而是心魂与世界的对话之处，这是周晓枫《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的潜台词。此文闪现的文体的新意、语言的微妙和情怀的真挚，使它如同精致而炽烈的丝质长袍，披在身上，先是凉滑，之后必有烈火焚身。苏联话剧《青春禁忌游戏》的若干台词，连缀着作者关于当下自我和周遭世界的灵魂道白，戏剧情景和现实体悟之间交错对话，双声部探讨着叶莲娜和作者均感困惑的问题：在这个信仰倾颓、物质至上而实用功利的世界上，是否还应该坚持高尚而纯净的生存？对于信仰者，这是一个粗鄙的问题。但是对信仰成为问题的人来说，这却是他/她一生都要面临的选择。叶莲娜以死完成了她的承诺，而周晓枫则在这篇文章中穷尽表达了她对高尚的难以忘情和对世俗的斤斤计较，她受煎于这两者之间，不得平静。恰恰是这种真实的张力，带给她的文字以幽深的绝望、独特的细腻、歹毒的敌意和善感的哭泣。周晓枫此文，可算是提高汉语敏感度的有益试验。
    道德困境  自我之搏斗，往往是事关道德困境的搏斗。学者何怀宏的《同一根绳索》和崔卫平的《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都以讲故事的方法，让我们思考道德的主题。都是西方人的或虚构或真实的故事，但是如何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仍能追求道德生活，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问题”。崔卫平的结论是：“通过思考”。“所有人类曾经有过的道德规范突然失灵，数个世纪若干代人们积累起来的道德实践统统被说成错误不堪，诸如不杀人、不说谎、不做伪证这样一望即知的伦理道德已经被轻易越过，正在流行的是对于其他人类同胞的大肆屠杀、遍地告密或者谎言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思考的努力、由于思考带来的瘫痪就显得尤其可贵和必要。思考将我们一分为二，可以自己观看自己、审视自己。”“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又可叫作“仁智双修”，“仁”（道德）和“智”（思考）如果分别被孤立地强调，可能的结果将会分别是伪道学和真犬儒。

（此文为《2005中国随笔年选》序言，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