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手机》这部电视剧，让我下决心写了如下文字。

换了人间

这些年“换了人间”这个词组经常会蹦出来，在我的脑子里翻腾，在我的眼前晃动，真不知是什么道理。但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有非常传统的思维模式，“换了人间”应该是指更换朝代、更换新旧社会的，不作兴拿来乱用的。因此尽管常常会有想法，也没有做过深入细致的思考，任凭它翻腾，随便它晃动。可架不住它翻腾晃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切切实实感觉有些事我真的弄不懂，有些人也变得非常陌生，或者不认识了，比起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前，真的如同“换了人间”。

其实一开始有这种想法，是非常原始和朴素一种感觉。每当我在街上看到爷爷奶奶们提着书包，读书的孩子们在一旁“蹦跶，蹦跶”上下学时，或者在57路公交车上，看到中学生们旁若无人地大声嘻嘻哈哈时，我常常会想起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家住延安东路、重庆路口，幼儿园、小学读的“威海卫路第一小学”，初中上的“六十一中学”（民立中学），高中是“培名女中”，学校和家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其实对于一个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家和“威一小学”的距离就已经够远的了，要过老大沽路、重庆北路、成都北路三条马路，记得那时父母亲除了关照我们走路要小心，不要“看洋眼”，过马路要看红绿灯之外，还关照我们走路要有“走相”，不许和小朋友“勾肩搭背”一起走，既不文雅，又危险。而奶奶总是叮嘱我们不要让陌生人碰自己哦，否则让别人拍了头顶心，自己就会莫名其妙跟别人走了，所以，小时候我一直很担心这件事。去“六十一中学”上学这点路，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初中生，不远不近正合适，我还跟着同学学会了穿小弄堂，把几个住得离学校近的要好同学都送到家了，最后我也到家了。但是读高中时的“培明女中”离家就远了，学校座落在新闸路、常德路口，快到静安寺了。虽然母亲每个月会给我3元车费及另用钱，但是如果坐23路电车，四分的，两头还要走很多路；七分的，坐过了头，还要倒走回来，也很费时间的，于是我便选择了走着去上学。从1963年的9月份，到1968年的夏天，三年高中、两年文革，在上学的日子里，经常的一早一晚，这些路上都曾经留下过我的无数踪影：重庆北路→威海卫路→陕西北路→南京西路→西康路→北京西路→常德路，因为这些路段上商店少、行人不多，可以走得很快，大概三十五分钟我就可以走到了。而且在这几年中，我不仅从来没有迟到过，还一直提前到学校做“好人好事”，同时也锻炼得我比较能走路，直到现在也很有脚劲的。因此，这相隔半个世纪的“上学路”，终究是有很大的差别吧。

还有经常能让我突发感慨的，就是“上班”那点事了。但这不是有感于穿着高跟鞋、拧着小细腰，“嘚嘚，嘚嘚”走进高楼大厦的小白领，也不是坐着“奥迪”、“别克”，显显赫赫进出单位的先生们，而是无数的普普通通的上班人。每当我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穿马路时，总能看到许许多多骑着自行车、电瓶车的人在匆匆赶路，形成一股车流，势不可挡。他们中的许多人会等不及绿灯亮起，而擅自闯红灯急驶而去，留下“嘟，嘟”的喇叭声在路口回响。每当我在上下班高峰时间去坐地铁时，总能看到那种“前赴后继”、“蜂拥而至”人挤人的场景，这个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上班时那种“奔命”的样子，想起在公交车上挤得失去人的尊严的那种窘迫。如今，城市的交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上班那点事，还是那么不容易，可以庆幸的是，我已经不再是那些上班族中的一员了，再拥挤，再困难，都是下一代人的事了，跟我的关系却不大了。偶尔，当我看到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有人在很吃力地干着一些苦力活时，或看到有外来农民夫妻双双带着孩子，摆着地摊叫卖时，我也会停下脚步来看一看，在他们风尘仆仆的背后似乎有我们的身影，让我想起了我们下乡时的那份辛劳，想起成家立业的不易。时过境迁，虽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去那样吃苦卖命，但总也不能忘了，如今的光鲜亮丽、舒适幸福，都是从那个时候的辛苦走过来的。

最让我萦绕心头，无时不刻感觉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的是这个社会天天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这种变化，电视剧里做的，报纸上登的，看得下去就看看，看不下去，就换个台，或翻过一页不看了。我不想承认这种人间变化，总但愿有些事不是真的，可是我最近看了电视剧《手机》，让我信了这一点。因为这些演员，还因为在黑龙江生活了十一年，能听懂剧中那么溜的北方话，更因为这个电视剧的主题，让我有耐心基本上看完了这部电视剧。看后，我感慨这个社会的诚信真的有问题了，没有了“有一说一”的人，假话、虚胖的话充斥人间，不以为耻，反而是一种活着的必需了，而且从此人们也不会相信有“有一说一”的人了，这真是人间的悲哀啊！

某一天听到电视上在引用卢梭的一句名言：“人类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听了觉得心头亮起一盏灯，似乎有点明白怎么回事了。不管是不是更朝换代，这人间都在潜移默化地变化着，直至发生了质的变化，如同换了人间。

二〇一〇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