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杨晓阳的抒情诗，并不是今天派或朦胧诗启蒙改造的产物。他更多的直觉来自于对乡土观念的深入思考与承担。他是八十年代最早进入大城市谋生的那一批农民后代。从大别山来到大武汉，也是通过一个亲戚朋友的介绍，在一家个体工艺店做学徒工。如果没有亲戚朋友关系，要想进入高度体制的武汉做工，那怕是做清洁工也是非常难的。除非通过高考体制，然后再进入体制。因此，农家子弟如果在大城市里有一个亲戚，那也是他们十分荣耀和寄予厚望的窗口。九十年代南方周末报曾报道，武汉汉阳区劳动局的一位局长，以向农民搞城市户口劳动指标为借口，收取非法所得近百万元，包养的情妇就达双十人，还把她们的毛发做成日记标本。这一背景也说明了武汉在早期所受的城乡隔离体制高压之严重。农民进城谋生比登天还难，并常常受到城市人的身份歧视。身在武汉的杨晓阳，即使是现在腰缠万贯了，还时常叹息感到自己是一个边缘中人。他的抒情诗也从这里开始。本书选入了杨晓阳早期出版的个人诗集《人在边缘》中的诗作九首，分别是《目光》《在青岛》《反复》《拐杖》《海钓》《有一扇窗开着》《雾中的太阳》《我忘记了自己是个诗人》《英雄》等。《目光》是其最能代表杨晓阳内心皈依一首经典抒情诗。也是他作为一个现代抒情诗人的开始。这一过程基本上呈现为忏悔、感恩和悟道。

    这是杨晓阳作为一个乡土少年转变为一个都市博弈者和寻道者，在诗歌语言的上一种四季转换。远离都市的大别山区，那里曾作为中国最出名的产物就是穷人和奴隶到将军。杨晓阳不止一次地渴望过伟大的革命事业，那些红色将军的命名，被作为另一种不同于父辈的命运，从小就进入了少年闰土杨晓阳的心灵里。但沉重的大山有时阻隔了他的想象力。他不是一个天性的自由浪漫的诗人，他的想象力来自于大山的事物，他喜欢专注于天空，看山鹰掠过穹顶，看流星划破黎明，但是，一种大山的沉默不语和农人的劳作苦役，父辈灵魂深处的顺从与卑微，善良和容忍，常使他不得不将高举的头颅低下来，俯视他脚下的大地。大地给了他的生命之书。在那里只有母亲的劳作和父辈的勤苦，依附于自然界的生活秩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人与动物之间，无法界定作为人的一种独特性，或者，在那里一种绝对的平等来自于普遍的贫穷，对眼前事物有同一种精神盲视与遵循。相信那些地下的命运所给予的一切。然而，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精彩。外面的世界无时不刻在召唤着诗人的想象力，一次又一次地越过他故乡的平凡、贫困和荒凉的屋脊，使他看到另外的一种火光，或者一种光明，那显然不仅仅是一点炊烟的升起和一点如豆的萤火。他想看到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于是，他出发了，来到大都市。当他在这座城市稍有安顿时，一切并非他的想象力那样完美。这个世界的人性变得更加丰富而又复杂起来，变得有些让他看起来有些迷惑不解和升起另一种莫名的兴奋与冲动。他思量着那些城里人的眼光和夜色里五彩的灯光，那些迷乱的光并非是他所想捕捉到的。他深深的被他的这些光彩夺目色彩吸引，他努力通过各种形式的认同与融合，进入城市群落的内部，但他的内在生命又在本能地拒绝它们。诗人的目光始终与他的想象力保持了很长的距离，他的双目不时回到他的生命的原生地。他的目光只能永久停驻在他的童年的乡土里，那里居住着他的原爱。这种爱也许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原罪式的耻辱，只有在获得某种心灵的忏悔和感恩悟道之后，这种原罪才成为诗人的诗意体验，并呈现其命运苦难的一种优越感。

    诗人站在城市的外部世界，内心的目光却始终在记忆和保留他生命的苦难。他的父母亲人兄弟土著和祖宗的墓地，让他相信一种原生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大地给予的命运。《目光》是对那些卑微的农民命运的一种深切悲悯和承担。这是他的最深的疼爱，也是他的最完整的坚守和祈祷。/那些手舞弓刀的人/那些早出晚歸的人/那些見了稻穀如同見了兒子的人/在山溝、水邊、草地上/呼叫、唱歌、驅趕黃牛/我默默的看著你們/心中的目光/是如此溫曖/（《目光》）诗一开头就很抒情，一个重返乡土的青年，站在高岗上目光温和而迷恋，如初春的阳光一起，融合在乡野的平凡村落之中。在这里诗人显然将自已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再次回到乡村看到这些眼前的事物，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念。那些农人和孩童及老牛，河塘杨柳与坟墓，都开始有一种生命附丽的东西，让诗人的精神想象力，由过去的外部进入到了内部，他看到了一种诗意的美和善。他的抒情把事物带到了以前从来没有人关注的那些目光。这光是如此地温暖。而这种由诗意的抒情所带来的内心优越感，既是对忏悔的一种自醒，也是对感恩的一种个人体认，感恩带来了一种承担，他内心还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价值，这种价值又使他无法回到现在，现代的人性自由个体，无法承担命运的全部。因为他的命运与土地上那些微弱的生命息息相通。因此，他不时想到承担一个家族和一个国家的命运。他想解放他们，他想创造一种不同的命运于他们。他想到他个人的幸福是如此微不足道。/把手撫在一棵樹上/樹是彎彎的/在這裏/我看見母親彎曲的手指/一盞燈/一根針/一顆母親的心/人心何止/在每一天晚上/都看見一張臉/覆蓋我的睡夢/我不能辜負那根手指/（《目光》）。诗人再次回到城市的思维中来，他发现了母亲所生存的空间现实，正是她所要儿子极力摒弃的。诗人对母亲的诗意，有时是很微妙的，一方面母亲对大地和万物的守节，是儿子获得原初精神的来源，正如那些所经历的劳苦贫穷和痛苦的日常生活，他们留下的记忆是母亲的唯一的真实，母亲的形象是坚韧而又弱小的，她无法承担儿子外面的世界，她贡献自已全部力量是为了让儿子走出她的世界，远离她的内心受难。她认为儿子应当过另外一种人的生活，一种高贵的精神象征，在母亲看来，就是那些远离大山的世界而走向光明的城市之人。他们是作为国家的人，作为将军之子，作为革命干部，作为一个生意人都比农民高贵。城市就是天堂，儿子已经跨入了天堂的门槛。诗人生活在城市里，他在不断的打拼与寻找中，获得来自城市的经验，享受物质和理性世界的果食，他发现了非自然的人性和思想，他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人是如此的不平等。因此，他在诗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现实，母亲成了一个不平等的象征，一付十字架，经常出现在他的精神意象世界，并影响着他的现实生活。他的爱情，他的婚姻，他的话语权，无不都打上了一个农村人的深深烙印。他无法在精神世界上消除这些困顿。

    所以，他在最后的抒情里，再次返回了现实主义的十字架，他的歌唱来自于一种痛感。他摸着那些弯曲的树干，象摸到了母亲的手指，以树枝来寓意母亲的手指，实在是一种现实的逼视，在大山里劳作生子和抚育后代的母亲，谁没有这样的一双手呢？大凡从山区出来的学子们，对于母亲的那双手都有刻骨的记忆。在这里，母亲的手指岂止是一双手呢？它成了诗人永远的精神十字架。这是全诗的一个高度，点出了诗人的精神命脉。在后来的所有写作与创业中，这个精神十字架让诗人不时回到现实世界，反思一种人的生存状态，提升一种人的精神意志，创造一种人的人格品质。诗的中间一段是诗人追忆了童年的美好，歌咏了乡村的天人合一，感恩生命轮回的自然诗意与和谐状态，那么最后一部分，则让诗歌承担了更高的意义---悟道！这是诗人在写作中的一个提升。通过悟道，深入现实和人心的内部世界，发现人性的真象，从而不断去除生活中的虚情假意和外部诱惑，让诗歌回到它的本身。一个诗人只有简单的抽象与抒情，显然是不足够的。他还要不时越过本身的情感局限性，而找到客观世界的中表达与诗意。诗以论道，文以载道，这里的道，是指诗歌的哲学诗意。这方面的诗作，杨晓阳也有独到之处。比如/我想念大海已經很久了/青島就在海邊成長著/我緊跑幾步/跟上大海的潮水/這種時間/我們都是大海裏的魚/（《在青岛》），不仅仅是抒情于大海的风光，更深层次的点出了人，在地理时空中的历史存在感。由人变成了鱼，这不是一种臆测，而是历史的真实轮回，鱼是人类的祖先，大海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最初是由鱼类而来的。诗的终极意义与价值跃然纸上。由此所引发的赞叹、感恩与抒情，更加生动丰富和美丽无比：海邊的沙灘載著我/與大海時常擁抱/此時/我就是沙灘上坦露的貝殼/魚們的姿態各異/那些/沙灘、礁石與海水/泛成風景無數/。象这样的诗作，还有更多的呈现，如：/這個時間/我無法抗拒/忘了所有的傷痛/容忍和愛/是很猛烈的/眼睛到嘴/之間的距離/天使和魔鬼的長度/用吻咬出來的悲劇/用眼睛撫慰/（《反复》）。这是一首爱情诗，写的是一种深恋中的情人之间的感情变异。可谓经典的悲情之作，让我们想到了古代那首李清照“少年不知愁滋味”，或者拜伦“致表妹玛丽亚”之类的作品，表现了爱情的伟大魔力。不过，杨晓阳在此的表达中，以最简朴的结构和平实的语境，还有深度的哲学思维句式，一下子就将这样的一种死去活来的爱情，欲说还休的缠绵，疯狂激荡的情欲等等元素，丰富而饱满地，平和而沉静地表现了出来。语言凝练，结构完整，比喻洽切，形象动感。我相信这是他的天才之才，信手扯来，随感而发。但现在读来，又好象有太多的人工雕琢的痕迹，因为它无懈可击。

    杨晓阳在多年来的商场打拼中，也获得了一些世俗上的成功，由此带来的一些功利性的东西，也曾磨砺着他的理想人生。但他始终没有把思想停驻在一个地方，而是向广度的人生哲学不断开拓。如果仅仅是一个商人和诗人身份，我想杨晓阳到此足够自恋自慰了。就如那些当下的诗歌大款一样，把诗歌玩成时髦的各种商品品牌，附合在时代的广告里自娱自乐。但他要对更大的命运说“不”。他在商业活动中也不时地加入了民族自由独立和平等理想的追求。他阅读的视野不仅仅是诗歌，还在民主政治、历史、哲学、人文等方面，都至今葆有独立的眼光与评判。他是一个复合形的诗人，但却没有一丝学究气，他没有完成任何一所大学的个人训练，但他却支助了更多的大学生和诗歌运动，在诗歌上保持永久的古典审美的抒情特征时，也介入了一些现代人文思想的批判元素，并思考人的存在命题。/眼光迷離/在黑夜中發光/手指行走於夢界/想摸索新途/（《拐杖》），这首诗写于八九春夏后的非常时期，是诗人面临重大措折和选择的时期，人生的拐杖突然的断列和迷失了。一个人如果一生中老是有一付无形或有形的拐杖，在伴随着各自的命运前行。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人。或身体不能健全行走的人。这既是一种主观，也是一种客观，既是一种附丽，也是一种负累。因此，在这种人生的悖论中如何找到真理的平衡，这就需要更高的人生智慧。诗人给我们提示了这样的一种语境。在当下人的真实生活中，也许有某些真理的启示，但显然又不是神灵的启示。我们没有神灵。但神灵却一直又在左右我们的生活，谎言无处不在。/神位斷裂/如山的魔杖之影/連接俗世與上界/長長的驛道/彎曲著教授于飯食/沿途灑下遺恨與愛情/背叛者/教條與神牌/拐杖直立/穩定了自已/不至在奔騰的血流中/僕倒/（《拐杖》）神位断裂了，但拐杖还在，神死了，但人还在。这首诗的历史意境非常深远，既批判了一种没有神灵的肉兽生活，又揄喻了空洞的教授食欲色性的道学家们的虚妄的形而上的理想。这首诗读来虽不乏幽默，让人想起了当下那个农民笑星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来，真是忍俊不禁。拐杖的意义本身，就是面对一切虚假的人性与现实，它仍然站立在机器革命的血泊之中。这反而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反讽！拐杖还在活着，而无数的人却成了残疾病人和仆役。
　　
    在诗歌写作不断进入个人泛化的时代，杨晓阳写得并不多，他反而沉浸于现实的深层，追寻一种务实的担当。一个时期以来，他好象远离了诗歌了。时代已遗忘了这位在武汉功著卓著的民间诗人。其实，他真正的写作是在八九年之后，在筹办武汉江平文学社和第一届武汉青年诗人节之后，他把自已隐身于都市之中，在这当中他努力经营自已的一份产业，然后帮助那些落泊于武汉的各地诗人，不论是逃亡于国外的，还是隐忍于国内的，那些第三代诗人们的背影和双手，都曾留下杨晓阳的理想的余香。他的内心曾寄托了多少伟大的事物，并期待那些自由的诗人们把这种理想带入现实的奋进中。　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包括在杨身边的诗友们，有的为真理而进了天堂，有的却坐了大牢，有的背离了当初的理想而为欺世盗名者和投机商人。这无不给他内心带来一种冲击波。可贵的是这时候的他诗歌，反而写得更为纯净和自然起来，并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我赤腳走在海邊/忘記了我是一個詩人/大海優閑自得/絲毫沒有覺察到/我內心的這一變化/這非是一種自卑的理由/（《我忘记了我是一个诗人》）武汉没有大海，但诗人一直对海的想象情有独钟，或许这是诗人寄出理想的一种方式。因为大海总是保持了它的博大而真实。它也是人类之母体。/在波光之中/水中的礁石隱現不定/就像我的心語變成了幻想的泡沫/海浪刷過我的腳面/如輕柔的白鳥拂過黎明/這甚至讓我想起了遙遠的愛情/遠處如一把提琴的小島/正在彈奏一曲音樂/陽光是和絃/海水是樂譜/而那些別墅就是樂師/但這一切/沒有讓我想起我的故鄉/（《我忘记了我是一个诗人》）当诗人作为主体进入被遗忘的世界时，诗的本质再次呈现出特有的平和与文静，连大海都成了一位温柔敦厚的少妇。诗人被深情的抚慰所感激，他还来不急为大海的殉情者呐喊，而爱情却在他的怀里表达了一份诗意。/我被此情此景定格/在一幅畫裏/這畫的風景/不再是我的家鄉/我進入畫中/不知道自已是誰/那個外來的鏡頭攝入者/關閉了大海的門/（《我忘记了我是一个诗人》），在大海面前说自已是一个诗人，显然是比较幼稚的，这样的诗人不是没有，比如郭沫若先生，在北海道的海边上打滚，写出《自由女神》来，但这样的一个女神，却没有给予诗人以终极的光明，而是内心世界的黑暗。大海从不应允某一种伟大的诗歌。虚浮和说谎应是诗人的一种病毒。但诗人对大海的过分谦卑，使诗歌女神反而关闭了她的大门。杨晓阳的诗不经意中，总是有他的特别意趣。

    这一时期，诗人的抒情开始走向理性，在悟道之中提升为平凡生活的哲理现经验。商道即人道，这是他的一种商业理想，其实他诗歌理想的具体实践。他将这种商道不断渗入到人道理想与生存智慧中来。在享受一种成功的快乐的财富人生。这是诗人接家商业文明是一种自由文明的思想一个价值观。因此，他在后来的敬业中，注入了这样的一种个人独立价值。不象有些诗人反对一切商业活动，反对商业文明本身的一种自由手段。当他的诗歌理想与商业文明共同达成了一种和解时，他的生活就更为豁达起来。在诗歌的写作上也表现了出来。悲剧色彩渐渐的少了。他享受财富和快乐的日常生活，他结婚生子成为一个都市的白领。他享受女人和爱情。那个乡村的命运时隐时现在大海的暮色之中。他在大海里不再浮燥和恍惚不定。一切都按照命运的秩序进行。他感觉自已是一个智者和道人了。偶尔也会带上风，在大海上追怀那个失败的少年之梦。然而这一切与扑面而来的阳光和爱情，与生活中的成功者的目光，都是显得无足轻重的。我们在这一时间的作品里看到他的情感变化。他个人的生活细节。比如：海裏的釣魚者/安座在礁石上/伸長手中的魚徝竿/我問，能否有魚上釣/海釣者回答：/“我不在乎”/海釣者是在釣海/他不在意有沒有魚上釣/（《海钓》），写了老人与海的东方式博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与东方式的老人与海，在此有了一个经典的注释。商道与人道及儒道，在诗人的经验中开始回归融合。这种文明的交融是微妙的。/這個釣海的人/臉上長滿了鬍鬚/他的年代有些久遠了/他不在意魚是否上釣/他掌握了唯一的真理/超越了自已的年代和時空/送走潮漲與潮落/（《海钓》），这里写出东方老人的智慧，也写出了他本身的自觉和悟道。当他的悟道到此为止时，再要越过个人局限的写作，自然只能是回到传统。这是中国所有诗人的一种终极宿命。杨晓阳也无法逃避。/冬天，我總是坐在枯敗的草地上/看周圍的樹/看天邊的太陽聽到潮水在猛漲又落下/鳥兒在上面舞蹈/我聽到/海鷗飛翔時落在地上的聲音/（《雾中的太阳》），这里太阳在雾中，那不再是一团光明，一团激情的火焰，而只是一个理性的象征。它不冷不热，不愠不火，显示它的完美状态。但这样的一种完美，对于一个抒情诗人来说，是没有原初的激情的产物。没有生命的激情，没有自由绽放的火焰，没有生命的燃放，一切理性的知觉都是不存在的。具象在理性中变得模糊不清起来。/與太陽約好的時刻早已經過去/但一些人依舊沒有到來/太陽遠遠地隱入霧中/你將我拋向這樣的冬季/象我這樣的一匹瘦馬/將不會與一個王子一起奔跑/（《雾中的太阳》），与太阳相约，象王子和天使骑着一白匹，在原野上狂奔，这是诗人杨晓阳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意象，他对于西方诗人的最向往境界是拜伦，那位自由的抒情王子。这个形象是杨晓阳青年时代精神火焰。他在《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一文中，再次提到他西方自由思想及其超人意志，是东方诗人最欠缺的。然而，现在，让他告别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回到东方传统中来，回到他少年时代的乡土中国中来，回到母亲的那根的弯曲的断指中来，这是多么深重的一种代沟与割裂？/太陽依然在大霧中/我只能看到一團大的光暈/無法確定它位居何方，在原野上/只有孤獨的樹在立著，我聽見/樹根深處傳來的歌唱/（《雾中的太阳》），诗人深深感受到了双重命运承担的文化困境。传统的生命之树，如果阿波罗不曾醒来，火种不曾升起和燃烧，那它的独自吟唱，也只能是一种没有精神朝圣的流行歌谣或者水上民歌。中国的民歌是原初的，也是抒情的，但最终因没有个体生命的太阳命运，于今都是凋落凋谢了。生命都枯萎了，哪还有绿色的歌唱？哪能里还有抒情诗人？

    所以，诗人杨晓阳在这次在发起楚尸（诗）运动时，渴望新的火种，重拾普罗米修斯和阿波罗精神，强化自由民生现实和人道的独立的诗歌写作。在2008年10月5日举行的一次武汉民间诗人会议上，杨晓阳提倡非主流诗歌写作文本写作，并写下了《英雄》组诗系列。这是他的一次凤凰涅磐，表达他内心真实世界，传统的东西腐朽的太多，这对于一个抒情诗人是致命的。必需重盗火种，把阳光的激情的生命创造。/我看見了一具肉體/豐乳肥臀，勾起了欲火/渴求佔有勝利者的欲望/用盡誘導和勾引的工具/重複了多少美麗的謊言/（《英雄-欲》），诗人终于在肉体的麻木中醒来，他看到肉体，看到青春的激情力比多，这是抒情的源泉，是灵魂重燃起来的欲火。这里的火可能创造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但对于诗人，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自由生命的尊重与交融。/精神中的緣孽/靈魂中的苦難/ 哲學不願回到詩歌的底部/正如佛的昇華，具體為生殖器的快樂/這偉大的發明/我並不是傻瓜/在諸神的面前叫屈/我是英雄/又勝利於一個新的世紀/（《英雄-缘》），诗人仿佛回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不再拒绝生命的黑暗，他想越过黑暗，在欲望的燃烧过程中，他发现了真实的东西，过去的命运全部佛所遮蔽了，被肉体以外的东西遮蔽了，现在，他是重返苏莲托而不是耶路撒冷，他接受一切有能力爱的生命万物。/一發不可收拾，這夢鄉中的荒原/我沒有任何目的，只有這生命衝動/宇宙上的水，和身上的血液融合/把自由的大門轟然撞開/越過世俗的枷鎖、禁區/人格的力量開始顯現愛的真實/生命的本能強化了歷史/一個人的眼光出現她魅力的光澤/承認吧這偉大的愛，我呼喚著英雄/什麼都不在乎，什麼都不需要/只要你的肉體，勇猛自由的進入/（《英雄-爱》），这是拉奥孔的内心挣脱，他从传统的自然之神性，象征了人性的痛苦，而这痛苦只有有沉沦的肉体，获得再生与创造。拉奥孔是伟大的，但没有盗火者的献身，肉体之身也无法穿越精神的虚空。/在大海深處，擴展起火的花蕊飛躍/通向死亡和新生的內電劃破了黑暗/加速狂奔在世紀末的天堂之路/十萬具屍體一夜醒來/再次壘起了生命的欲望之城/（《英雄-爱》），诗人，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死复合与斗争中，获得他本能的救赎。当海子的死与任何人无关的时候，抒情王子在另一个世界复合了。这个世界显然是人性世界而不是神性的世界。当一个诗人说出他的死与任何人都有关时，那么，这个诗人才是他最终的王。我们期待着东方的抒情诗人，再次把生命的黑暗照亮。把人性的激情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