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故乡已是第七天了，心中的民间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我所设想的民间，并非与现实的民间有很多共同的经验。所谓民间疾苦，已不是诗人作为言说的唯一意义。许多农民都不再苦大深仇，他们通常对现行的生活比较认同。乡土观念只是作为一种存在尊严而被提起，更多的是工业消费观念，已浓厚浸入了农民生活。在我的家乡已经有十万人在外务工。那些靠原始劳动而获得收入的人，在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新农村的运动。他们用血汗钱钱纷纷盖起了水泥楼房，而且样式大都千篇一律，粗制滥造的水泥结构，东方民居的文化审美，已荡然无存了。吃饭问题已基本解决，粮食不是作为财富的象征，手头的人民币的多少，是衡量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权钱交易也是乡土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一些占有行政或土地资源的人，往往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农业收入所占的份量已是微不足道。
目前，农民的最大负担不是来自政府或者城市的挤压，而是那种致富心切以及传统心结，家族封建文化越来越胜行，在这方面的消费越来越重。清明节的各种祭祀活动，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一天，香港有十万人回内地祭祖，而在我的家乡，大兴土木，修造宗族词堂和坟墓，也形成一股风气。编撰各种族谱留名，显耀地位财富功名，这成为富人们的一种文化时尚。而大量的土地被毁而建造了新楼房。站在我的故乡山上往下一看，全都是灰色的水泥堡垒一片。山水田园的景色消失了。那些还没建造水泥楼房的农民，感受到一种被挤压的焦虑和自卑。他们更是争先恐后的想进入它们的行列。因而，大部分农民后代，中学没有毕业就离开乡村去沿海城市。有的一家人都在外面务工，过年后回到乡土消费。工业化并没有带来产业工人的那种自由意识。或者一种现代公民的觉悟。因为他们是作为个体或家族的方式在外面活动，不能形成一种公共利益组织。无法作为法人阶层参与城市博弈，似乎他们也并不急于这样想去争取。而是通过对归乡的认同来确立一种生命权利。这是与西式的产业革命不同的地方。
现在穷困的地区，农民与政府的对抗，不是那种革命式的，而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因为农民不是单靠土地而获得自救，而是土地作为一种负担被抛弃了。大量的土地被荒芜，政府得向农民提供补贴，才能维持一种农业生存。但农民的本质身份，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改变与提升。而是工业化运动，生产了更多的商人、流水线工人、手工艺人、技工、厨师、三部女、无业者、黑邦人物等。在我的家乡，这样的人员身份占有大部分数目。因此，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消化了农民个体的自觉力量，而成为经济政府的权利同盟。交易是生活的所有形式。人性也沉浸于被交易的过程，自由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交易的自由化，使农民的身份变得暧昧不清了。
农村已经没有悲剧，只有喜剧和娱乐，把悲欢离合搞成了搞笑娱乐，正如赵本山的小品电影，千里背尸也不能引发人们的一种悲悯之心，也可以说这是当下中国人的整体生活形态。所以，大部分人已无法从人性的悲剧中获得怜悯和真诚。娱乐的平庸化和交易消费，让生命变得麻木。从农民的身上，不再有一种纯朴本真的仁爱体验。他们大都对于生死，只是一种利益的关照，而不是怜爱之心。同情心被物质利益所同化。对于同类的那种冷漠与自我防备，或者妒忌和不宽容，一切都来自于对个人利益的贪婪，而自利的亲情关系，也让农民陷入了家族窝里斗的深渊。所以，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沦丧的不仅是土地，还有人性，生活悲剧往往被谈化为了搞笑与娱乐。传统佛教或者儒教，在乡村的泛滥传播，使得佛和道，变成了财神爷和贪得无厌的合法外衣。在乡村，贫穷被嘲笑，老实被欺侮，弱者被遗弃。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