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龙永图先生在北京ＣＢＤ国际论坛上说：西方的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指养老保证险）是不可持续的。大包大揽会让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走到国家社会保障濒于破产的地步。

    不知道龙先生自己的解读是什么，单从文字看，他的观点是很有问题的。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保障的模式上其实是不存在可比性的。简单说，在西方社会，私有制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只是拿纳税人的钱来为国民提供养老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并没有一个对应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障，“大包大揽”只是属于制度本身的设计不合理。中国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一个私有制的国家，社会的最大资源——土地——属国家和农民集体所有，对社会保障而言，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基本现实。无视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而作简单形式比对，显然是没有科学性可言的。

    当然，我们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性时应当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在制度的设计上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国情和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正视社会民众希冀与理性诉求之间的差异，故而对西方制度进行剖析，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龙先生说的“大包大揽”是指政府对已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国民，在责任的承担上应有所斟酌，那其实也并不需要与西方社会比，量力而为，这点理性中国人还是有的，而且这只是具体问题，到了要讨论具体事项的那个时侯，相信中国人还是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能力的。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全民社会保障的最大困惑。

    首先是事实上存在的二种不同国民身份和待遇。尽管我们看到政府在努力缩小着两者之间的差距和差别，但这个事实是以宪法为基础而存在的，在政府的层面是不可能改变的。因而客观上我们只期求政府在这个基础上拿出解决方案，首先解决一个面向“全民”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龙先生所说的“大包大揽”问题。中国，不能永远把农民视为不需要政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另类国民。

那么现阶段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以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为蓝本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呢？回答这个问题要有相应数据算一下帐，得由政府和专家来回答。不过就社会现实而言，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农业人口实在不是个小数目。从这个角度看，说政府不应“大包大揽”，倒不如说根本还没有大包大揽的基本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和政府都已意识到，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我们至今却仍不肯正视我们的社会现实。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透露的情况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展，但基本上还是沿着过去的城乡两条线分别发展的模式前行，只是在两者间加入了征地社保制度和农民工养老办法。对老百姓来说，这当然是利好的消息，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很难说这就是“与时俱进”的改革。龙先生的观点，恰恰能使人看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宁可牺牲部份国民（农民）的利益，也要保证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

    从另一角度看，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对全民保障体系的认知有偏差所致。将农业人口纳入全民保障体系看似成本巨大，实际上从国民与社会自然资源的关系看，城市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占用是通过政府实现的，政府因而必须承担相应的制度成本。而农村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占用，是以集体为单位直接实现的。社会保障的最终成本来源，是自然资源的生息，由此可以看到，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成本有相当一部份应当来自其占用的自然资源，政府只须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制度成本，因而实际上并不需按城市人口的扩增来计算成本的投入。前些日子有学者提出了“土地银行”的概念，正是实际解决成本来源的一个方案，可以想见的是，政府需要的是此举的理论依据，而不仅仅是解决方案，以上所述的内容，或许就是一个可行性方案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