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先生的总体看法，实际上并未对中国的住房产业化政策的实质进行评判。首先，他的方案仍是市场化的，他要求政府作的只是细分不同市场并以法律形式强制施行。事实上政府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早在上世纪已出台，各级地方政府也对购买第二套房有各种不同的限制政策，易的要求主要针对的是明确投资房市场与消费房、廉租房的区别和政府责任。严格讲，这本是各级人大应向政府问责的事项，由一个学者以个人身份来主张，本就是我们这个制度的一种悲哀，更可悲的是他正被这个制度逐渐边缘化。不过从易先生的主张来看，有一点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的是三分房产市场，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国有土地的全民所有性。我想，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在土地私有的国家和地区里，政府的职责是从社会资源中分出一部份来救济社会贫困阶层人群，以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但在我国，土地是国有的，理论上政府只是代管人，那么人民就应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和享受政府代管土地所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说，在国策这个层面，房地产市场首先应当定位的是，国民基本住房用地的权利是无偿的，然后才是市场的划分和利益的分配问题。

说易先生的方案与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有三个理由。一是上面讲的国有土地的全民所有性问题，易先生提了出来，可在方案中并无反映；二是方案只是因应房价的过高的手段，对城市新增人口，尤其是直接来于农村的外来人口在三分的房地产市场中的权利和需求，根本未作考虑；三是易先生虽被边缘化，但仍是“名嘴”，未遭封杀，这也与其在政策层面与政府并无冲突不无关系。

房价的高低，只对购房的人有关，当然他们中绝大多数也是普通国民，但住房需求是全体国民的事，房子要盖在地上，可地却在政府手上，不花这个钱，拿不到地，就只能租房住。易先生的努力，诚如他所说，并非惟众。我倒想说，在老百姓住房这个事上，政府首先应是个服务者，尔后才是管理者和经营者，如今事情反了过来，易先生若不惟众，其努力会利于谁？曾子墨在问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在中国，更多的应该是问老百姓，我们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是主人还是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