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看题目，大概是没有什么吸引力，毕竟国民都明白，我们不是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缺的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准确的说，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严重的问题就是解决不好？

    事实上，这次讲座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现场互动时，梅女士在听众的追问下，坦承问题并不在认知，而在于解决的障碍。

    就现实而言，面对环境问题，一方面是政府行为的虚化，另一方面则是民众的“淡漠”。我们的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其实并非无所作为，环境立法、环境监督等等，老百姓听的多了，但一到实际操作，往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通常到最后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民众的参与热情也自然随之转为“淡漠”。梅女士也提了对问题的看法，但她也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只在所提方案为什么落实不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先生直称问题在体制，在官员。这似乎已是我们对问题的最终解读了，不过在我看来，问题仍未触及根本，潘岳先生说的只是官员问责制，试想一下，最高权力如果无须问责，下级官员会接受问责制吗？再者，问责只适用在环境污染问题，而无助于环境保护。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把环保总局再升格，使之成为国务院的衡平机构，不过这已涉及政体问题了，恐非潘先生本意了。不过，如果重新审视现行体制，我们会发现，民众参与的缺失才是根本的问题，首先是只有那些污染的直接受害人只能循民事途经向加害人索赔，而环境的权利人并不能直接主张自已的权利，其次是在利益求取时，政府（官员）的立场是与特定利益者一致的，而普通民众（环境权利人）既没有代言人产生制度，也没有形成人大代表与民间诉求之间的职责关系，根本不可能在政策和管治层面与特定利益者进行对话，更徨论监管或与之抗衡的可能。今年厦门化工项目的叫停，得益于信息网络和传媒的力量，正是反映了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民间利益诉求途经的缺失，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体制设计中，这并不是一个先天缺失，而是我们对体制的迷信，使我们从不去落实、追究与问责。

    如果把我们对全部社会问题的看法都归结在环保问题上，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向人大代表发问：你对环保问题怎么看？你在环保问题上具体作了些什么？但如果我们仅仅象主持人曾子墨说的那样“从身边每件小事做起”，恐怕最终我们还是会输在时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