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法律上的判断？

关于“拆迁”法律法规很多，“牛钉”自已对法条也相当熟，能够抗争到今天，确属不易。要从法律上评判这个具体个案，恐怕仅以传媒报道的“事实”来认定该不该拆，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但就“拆迁”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有一点是肯定的，过往的所有法律规定都是基于一个基本原则而设定的，那就是法律必须保证国家（政府）意志下的拆迁行为能够得到实施。由此推断，如果本案中拆迁人满足了拆迁行为所了涉及的法律程序要求，那么本案就只有一个结果，“拆”。这也就是专家江平先生支持拆的理由。

问题二：《物权法》能否成为判断的依据？

被老百姓寄予厚望的《物权法》，尚未生效就遇到了社会现实的挑战。从前一个问题可以看出，《物权法》的制定，不单未彻底解决私人物权边际的界定问题，也未体现私人物权的刚性权能。假设将本案的其他争议事项予以切割，完全适用《物权法》来判断，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物权法》把拆迁权的渊源落在了“公共利益”四个字上，如果拆迁各方均持合法理据，那么政府认定 “公共利益”的依据是什么？法院又根据什么来裁定政府的认定是合法有效的？《物权法》并没有答案，换言之，在没有配套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物权法》实际上只是确定了裁判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讲，只有具体办案法官才有权对此作出裁定。

问题三：本案的“公共利益”是什么？

    在一般拆迁法律关系中，法律可以认可政府籍以认定“公共利益”的一个逻辑：非个体利益的利益，都是公共利益。而政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争议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被拆迁人必须为个体利益负举证责任，而拆迁人及许可人（政府）则无须为“公共利益”承担举证责任。撇开法理上的辩析，我们知道，法院一般只在行政诉讼中才会因应当事人的明确诉求而要求许可人（政府）对“公共利益”的认定承担举证责任。通过这两个一般，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被拆迁人循法律途经维权时，实际上已处于一个先行假定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事实认知，这使得被拆迁人已经失去了公平的诉讼权。但是，《物权法》毕竟给了私人物权更具体、更清晰的界定，使得被拆迁人这一特定利益群体有了以“自愿合同权”对抗政府的“公共利益”认定的可能。由此，我们发现，在本案中，除了由政府认定的“公共利益”外，还出现了特定群体的“公共利益”—— “自愿合同权”。

需要明确的是，“自愿合同权”是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在此意义上讲，被拆迁人不能拥有完全的“自愿合同权”，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

问题四：法律可以作什么？

现行法律只能按诉讼程序走下去；《物权法》要等生效，在没有配套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出台之前，与现行法律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立法者本身对国家现实的正视与权重的考量难以在短期内作出调整。有一句法学名言：法律永远滞后于现实。“牛钉”问题既一例。法律今天很尴尬。

问题五：发展商可以作什么？

商业行为，能作什么作什么。想作什么？不知道。

问题六：政府可以作什么？

程序上的合法行为自不必待言，包括向社会说明对“公共利益”认定的合法依据。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不是法院，但解决社会问题却是政府的行政职责，也是政府的政治责任。“牛钉”问题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全国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政府当然有必要也应当从国家政治生态的角度重新审视“牛钉”问题，主导问题的解决。

问题七：要顶吗？

依法判决，相信阳光下的审判是对全体国民的公平和最好的国民素质教育。要顶！

妥善解决，自已的权益要自已主张，“牛钉”不是人大代表，但却代表了民众对物权的主张。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