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族文化背景：族群利益高于一切，日本的政体：内阁负责制，日本的政府政策：鼓励支持民营经济。这些大约都是中国没有的，除了鼓励民营经济看上去有点可学的，实在很难向日本人直接学点什么。日本的模式可以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有三点，一是五条誓约的社会道德拘束力，现代政治一般以为社会的最高拘束力是宪法，但这个观念有个重大缺失，就是对个人的道德拘束降至法律以下，甚至难以拘束，台湾阿扁正是充份利用了这个空间。五条誓约固然有誓约内容可评点，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权力对价附加上了对具体事项“个人承诺”。第二是社会管理机制与效率的关系，社会管理机制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效率，日本的国策是社会管理机构（政府）对社会民众而言主要承担二个责任，一是公共事务管理，一是鼓励与支持民众的社会经济活动，这种简洁直接的社会管理机制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积极而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第三是只重视对目的的努力，不纠缠于计划的思维方式。在日本社会里，对共同目标的认同感和服从性是特异于世界其它族群的一大文化特色，正是在此文化背景下，使得日本人免去了大量的为计划而计划的无效劳动，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高效率的经济活动机制。

汤先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的转换，是建立日本自已（现代）文化的基础。汤先生可能说的只是自已对日本史的认识，但事实上恰好说明了“文化”必然滞后于现实这个客观规律，当然，这也是与大多数文人学者相左的认识。

汤先生提示我们，要警惕强大以后的日本，其实日本和美国同样在担心强大以后的中国会怎样。问题实际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理念决定它在国际社会的立场。我们担心日本，是源于日本文化对其国家理念的影响，别人担心我们，却是因为看不到影响我们国家理念的文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