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们，他的工作是将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辩识，是把过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变成不单是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的东西。作为一项具体工作的描述，这个概念也许在李先生说出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其实，这个概念对以汉字为文化基础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乃至所谓东西方文化交流而言，恰是关键所在。

拥戴东方文化的人，喜欢说：中华文华博大精深。但在阐述到文化精义之时，却往往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作中止符。这在外来人看来，不外乎几个感受：一个是神秘感，中华文化是离世的，中华文化本身是是非理性的；好一点的是景仰感，是被强化的学生意识；再有就是不信任感，是对中华文化认识的不确定性；最后也许还有猜疑，“你小子不懂装懂，根本就在唬人吧？”。这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所谓文化人的失职。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就渊源而言，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所致。说东方人喜欢按感性方式去考虑问题，大约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喜欢一种方式只是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理性的选择。我们对和平、对民主以及对和谐的选择都并非是完全由自然规律安排的，这些选择全都有着人类思维的明显印记。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人不能选择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去重新解读中华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