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衫军离场，阿扁苦撑之下终获喘息之机。应杨锦麟先生所言，历史上的民众运动，终难成事。但中国人仍应问一句：问题出在哪里？

从倒扁到反贪腐，施明德先生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目标和手段的区别，但恰在手段上没有精准的设计。用一个不客气的说法，整体印象是组织策划有余而政治思维不足。对这场运动，首先要有一个明晰的认识，那就是民众希望阿扁下台，但阿扁本身是民选总统，且敝案尚未在法律上认定和归责。因而须得以政治为前提，三个不同层面去考虑，首先是道德意识，其次是法律思维，最后是民主制度。就阿扁而言，道德意识从头到尾都是个禁忌，以一个“等待法律裁定”作盾牌，天下人皆奈其不何；法律思维是其政治生命的最高准则，“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这两大法律原则是他生存的基石；而民主制度则给了他足够的操作空间。反观施明德的策略，讲的是民众心声，要的是阿扁下台，避的是民主的对抗。要扁下台，扁可假以法律避实就虚，双方平手；民众运动又要避免民主对抗，扁以柔制刚，红衫军并无胜算；关键之处在道德意识，红衫军的组织者们恰恰在这民意怒及之处未予昭章。

也许组织者也作一般社会认识：天下人有目共赌！这句话说起来慷慷激昂，但阿扁盾牌在此，看尔等且奈我何？前面说过，这一块也是手段之一，且是最重要的手段。这里面要着重强调的不是大家知道的具体的事，不是具体的个案，而是社会对道德的认同在哪里？社会对一个“民选总统”的道德期许是什么？民主制度与传统道德出现冲突时，“民选总统”个人要怎样对社会负责？这一块本是这场运动的实质，但红衫军在这一点上却流于一般社会认知，因而在扁之盾牌前束手无策，无功而返。

今天的论说，并非事后诸葛，台湾检调机关若为阿扁给出免死金牌，试问反贪运动意义何在？昨天已然失策，方须今日的补救，为的是不教明日再失落。顺便说一下，凤凰台杨锦麟先生之揣测，稍缺理性精神，为社会计，回位社评家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