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并没有人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是否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但有一点,提出这个问题的时代,生物分子学说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认为这位的答案就是正解,那只是我们观念上的误区。就这个问题的句式看,这个蛋字隐含二种可能,一个是大家都认可的鸡蛋,约翰先生采用的就是这个概念(蛋中遗传物质突变,才有鸡这个物种出现的可能)。另一个是未定义为何蛋的蛋,大卫先生用的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他需要对这个蛋下个排它性的定义。不过假设我们将“第一只鸡是不可能从其它种类动物所生的蛋中孵出来的”这句话变成“第一个鸡蛋是不可能由其它种类卵生动物生出来的”,是不是在逻辑上也很平衡呢?大卫先生的答案实际上只是构建了一种逻辑上的平衡关系,并未确定二者的先后关系,故而将其列为正解也只是我们观念上的误区而已。由此而论,可以看到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时出现的非常有趣的差异,东方(以汉语为代表)文化习惯于感性思维,故而在看到这个问题时,会认为从句式从逻辑来看都没有问题,但这个问题需要循理性思维来作答,因其在认知阶段已形成“这个问题是合理的”的判断,故而只在此基础上去寻找答案,显然困难的多。西方文化长于理性思维,他们看到的是:这个问题要进一步明确条件才能给出正解,于是科学家借助于科学手段,哲学家界定概念,先行给出了相应答案。
假设我们根据上述分析,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以汉语为语境的一个市民社会中的常识问题,那么按东方文化感性思维方式,答案应当是这样的:蛋,在不知它是个什么蛋的的情况下仍叫蛋,而鸡就是鸡。只有鸡下的蛋才能叫鸡蛋,所以先有鸡,后有(鸡)蛋。对此,理性思维可究之曰:人类先给某种禽类定名为鸡,还是先给卵定名为蛋才是关健。此言不假,但要由文字考古学者去作答,此乃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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