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的几个片段，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了。这里我把这些片段加起来，补充好些其它的来申述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论点。这论点可能错，但因为觉得重要就决定写出来。

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那长文中，我提到一九六五年的秋天，因为论文题目不称意，就放弃学术一段日子，花几个月的时间，天天拿着照相机静坐在洛杉矶加州大学邻近的一个小园林中，作艺术摄影。

一九六八年，老师艾智仁到芝加哥大学造访一年，我当时也在芝大，相得甚欢。一天晚上跟艾师吃晚餐，他问起六五年间为什么我失踪了几个月。我说是独坐园林搞摄影。跟着补充说，那几个月的摄影作品如有神助，佳作信手拈来，俯拾即是，要作品怎样就怎样，如梦如幻的，使我意识到莫扎特的感受可能就是那样。

回港任职后不久，《号外》杂志访问我，谈话中我提到六五年那几个月的摄影经验，也提到六八年对艾师所说的话。台湾的詹宏志读到该访问，就以《莫扎特的感受》为题在一本书中介绍我。

一九九三年我与陈复礼、何藩、简庆福等三位摄影大师在香港大会堂低座举行「四友摄影联展」，轰动一时，我见比他们不过，就拿出六五年那几个月的一些作品为主力。这部分作品刊于为该影展而出的书——《往日时光：四友摄影精选集》——的三十九至五十二页，共十四张。我替这部分作品起了一个名目，叫作《光的幻想》。

这十四张作品只是六五年那几个月所得的一部分，九三年展出时引起很大的回响，数之不尽的人问我是怎样摄得的。我不容易替他们解释，而六五年后我再也不能摄得那样的作品了。这组作品的困难程度高，主要是因为光的若隐若现不容易处理，而光与影的摆布更不容易从心所欲。在镜头中看到的，后果往往不一样。只有六五年那几个月，什么都似乎是从心所欲，脑中对光的幻想，镜下就轻而易举地拍出来，黑房的处理也是轻而易举的。只有那一次，那几个月，之后不再。

今天我想，要是当时不因为要写论文而中止，不停的拍摄下去，那「从心所欲」的作品可以继续，而跟着会发展成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我对光与影有一种特别的看法，可以预先知道经过镜头及黑房的处理会有怎样效果。换言之，只要能找到光与影有多种变化的地方，精彩的佳作到处都有，多到不得了，问题是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六五年之后我就再不能看出来了。偶然碰巧是可以的，但再也看不出来。

拙作《凭阑集》中的《光的故事》，细说中日抗战期间，我大约六、七岁，在广西的一个村落中患上疟疾之症而没有医药，每天下午母亲要我到荒野游玩。好几个月的黄昏，我静坐看太阳下山的光在各种物体上的变幻，对光与影有了深切的认识。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搞艺术摄影，参加了不少沙龙比赛；五七年到了多伦多，为了生计作了一年职业摄影，对黑房工作学到职业的水平。这一切都是重要的基础，但只有在六五年那几个月我能看得到。

我认为差不多所有造诣都是那样的。以我自己专业的经济学来说吧。这门学问其实只有一个重点：给我们一个角度来看世界，而同一角度又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经济学角度，怎样看也看不到什么！你可以读很多书，什么数学、统计学的技巧高明，甚至胸有实学，但若不知道怎样看世界，写出来的文章充其量只能是二流货色。

一九五九年我开始苦攻经济，头三年成绩怎样好也不能把不同的科目混合起来，什么「角度」云云，根本就谈不上。第四年，我开始清除废物，逐渐能见到经济学的轮廓。再挣扎两年，我开始从一个角度看世界。《佃农理论》是第七年动笔的。肯定自己找到了一个经济学角度，始于一九六九年。早些时在芝加哥大学（六七至六九）与高斯、佛利民、史德拉等人研讨，我意识到他们都有肯定了的角度，对世界来来去去都是那样看，虽然大家的角度因为有变化而略为不同。

九年多前我开始学书法时，有了摄影及经济学的前车可鉴，从第一天起就找寻以书法看艺术的角度。于是逢师必拜，古往今来的名书法无所不览，前人关于书法的论著无所不读。说易甚易，说难甚难。前人论书法喜欢胡说八道，废物甚多。经过几年的清除，找到了自己满意的书法角度：用尽所有有规律的笔墨变化来表达书者的感情。很不幸，找到书法的角度只是知道怎样看，但做起来，所需的用笔，要有很长时间的练习。同样头痛的是，在书法上，每个字平均有十多种写法。因为要有变化，每个字书者总要记得三几种。对一个临老学书的人来说，其所需的记忆力是太苛求了。要是我能早学五年，当作别论。书法所需的基础功夫，比摄影的起码难上十倍。

前些时在这里提到苏东坡论文：「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很显然，此公找到了为文的角度。

今天回顾，我认为六五年我看光与影的角度一去不返，是因为那角度虽然妙不可言，但很小、很窄，以致一离开后就再也找不回来。

真羡慕莫扎特。他天生下来就知道从声音的角度看艺术是怎样的。父亲只教了他一些技巧，但他不用考虑前人之见，也不用清除废物。天生下来，他喜欢听到的就是最好的音乐。可以说，以声音看艺术的最佳角度，是由他定下来的。莫扎特是上帝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