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里要写的不是生命时间的盘算。生命可长可短，虽云死生亦大矣，有谁知道自己可活多久？生命时间无从盘算——人算不如天算也。要盘算的是假设自己寿长无限，但岁月无情，智力及体力早晚会退化，要做什么时间的先后总要盘算一下。七十一岁，体力退化了不少，但智力还奇迹地近于顶峰。这个层面的智力还有五年吗？还有十年？都不重要。重要是自己首先知道，及时放弃写文章，转到书法那边去。

不是胡说的。在我这一辈走史密斯与马歇尔的经济学路线的人中，最年轻可能是我。还健在的师友，今天都是老头子，其中不少智力早就退化，外人可能看不出来，圈内大家都清楚。轮到我自己不出三五年吧。搞经济学术，不是要脑子清醒那么简单。需要的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一小点本领。人家看不到的问题，你看得到，推出的新意有少许重量，逻辑井然的，严格来说，是经济学术搞得有贡献的起码要求。其他学术我管不着，但经济学搞不出贡献我不会搞。自己的兴趣多方面，此处再搞不出贡献，还有其他好去处。

自己会知道江郎才尽的时日吗？当然知道。有新意的思想来得明确，自己懂得衡量。不是每一篇文章都有新意：很多时是重复以前说过的。但三几篇总有一篇提出一个新观点，以前没有想过，而这些新观点出现的频率，到今天还没有衰竭的迹象。

一个人对自己的客观判断是重要的。重读自己数十年前写下的文章，思维比今天锋利，变化比今天灵活，但对重要性的判断与全面性的看法，今天胜。称起来哪边比较重很难说。经济政策的建议，今天无疑是比较稳重的。不难解释，政策不能单靠理论，要讲经验。琐琐碎碎的旧知识，知道这里要避一下，那里可多走半步，加起来就变得稳重了。好比我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立场，理论之外有数之不尽的经验支持。十二年前我还相信佛利民说的，一个大国要让汇率没有锚地自由浮动。十年前我认为他可能错；五年前起我肯定他是错了。

搞创作是要做出一些可以触摸到的东西来，不一定要有金钱的回报，但要给作者有满足感。经济学者认为自己作出过贡献的，老来喜欢出版自己的文章大全结集。据说有了经济学诺贝尔奖之后，结集的人比较多，但「沙场秋点兵」的习惯，远在诺奖之前就有了。我自己比较特别的，是兴趣多，有好几样有机会走到尽头。不是某项造诣的人类尽头，而是自己可以做到的尽头。另一方面，个人的品味与风格与众不同，狭窄地看，自己的尽头也就是人类的尽头了。不少人都可以这样做，但尝试的不多。要做到不难，问题是做出来够不够大气，有没有广泛的启发性。为这些我挣扎了半个世纪，有苦自知，但既然走了那么远，一不做，二不休，每项都尝试走到自己的尽头。

先说经济学吧。七十年代初期，诺斯与巴赛尔认为我是可以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高斯却认为我是另一个马歇尔，要向经济解释那方向走。选择后者，因为七一年我用不上半年时间就写好了一篇解释中国婚姻与子女产权的文章，跟着七二年只花了三个月就写成《蜜蜂的神话》，不困难，自己有兴趣，而师友们大都叫好。高斯与夏理'庄逊不喜欢那篇婚姻文章，认为我不应该贬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两位是少数。《蜜蜂》一文则赢得掌声一片。其中赫舒拉发的来信给我很大的鼓舞。他说：「你不需要问艾智仁和我《蜜蜂》一文好不好。你自己知道该文伟大。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外人评价。你不要管艾智仁和我怎样想。」

只三个月就有一篇这样的文章，一年可写四篇，当然雄心万丈。其实一年写两三篇差不多水平的不困难，但我跟着选了三项行内认为重要但题材极为庞大的入手：租金管制、知识产权与石油工业。这些巨大题材，钻了进去不容易脱身。

釡底抽薪，七五年起我作出如下的决定。文章不用急着发表，也用不着算数量，但真实世界的市场现象要知得很多。我崇尚的马歇尔传统，参与的人对真实世界知得太少了。这方面高斯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坚持，不知世事，我们无从解释。论科学方法这观点不一定对，因为在自然科学中有反证的例子。纯从方法的角度看，高斯可能错，但经济学界中我仰慕的森穆逊与阿罗，搞纯理论，命中真实世界的现象解释不多。

森穆逊与阿罗是理论天才无疑问，搞纯理论自己很大机会斗不过。这是次要的考虑。主要的是搞理论的天才，可以在一两年间推出很多，加起来是一整套。人家走过，自己再走可能是蠢事。他们的理论，绝大部分没有什么用场，可用的只一小点就了不起。我于是想到要选择理论，而怎样选却要以可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为依归。一九六九年起我开始在街头巷尾跑，也跑工厂调查各种合约。一九七五回港近一年，跑街与跑租务法庭是全职了。天台木屋，分租现象，玉器市场等，尽皆精彩。全线逼销的解释也是该年想出来的。一九六九开始的件工调查，一九八三才以之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一九七五的全线逼销与玉器市场，发表是二○○一。至于讨价还价的行为，提出是一九六二，答案是四十年后了。

无聊之辈，见我早期发表文章有威有势，跟着停了下来，不再用英语发表什么，闲言闲语，对我多有批评。本想回应，但这些后辈还没有说过半句足以传世的话，是不值得回应的。

一九八二回港任职，跟踪中国的改革发展，不能不用中文动笔。于是，除了无可避免的应酬，英语文章索性不写。还是跑街依旧，加上要到国内跑。跑来跑去，一方面是为了高斯催促而针对中国的改革动笔，另一方面是集中火力，要写一九七三就决定下来的《经济解释》。理论的取舍想了多年，逐步淘汰；理论的简化想了多年，最后集中于需求定律上的多种变化。马歇尔的理论结构伟大，但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割开来，是大错，自己要想出另一个结构。以中文动笔，是为了中国的学子了。

（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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