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农理论》的结论中，我对当时盛行的经济发展学说痛下批评（见一六页），指出这门学问的「理论」，漠视了产权的局限条件，胡说八道，不知所云。产权局限对人类行为有决定性，当时是艾智仁与高斯的学问，由我推到经济发展那边去。十年后，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针对中国当时风雨欲来的改革下笔了。跟着在《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文章结集中，重复又重复地细说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

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侯运辉问：「你写来写去都是那几句，没有其他可说吗？」我回应：「这是秘密，不要说出去。只几句可以说那么多遍，次次不同，厉害不厉害？」

几天前见到高斯的助手，对他说：「论及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贡献，高斯比佛利民重要。当年北京不能接受私有产权，但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他们却接受了。界定权利其实就是私产，浅的，奇怪人类文化要等到高斯才说出来。」浅得离奇，但以研究经济思想史而名满天下的史德拉，曾经说高斯定律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思维。艾智仁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源于他的口述传统，天天说，有深度，但没有说出「权利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这几个字。

一般人把「高斯定律」入了他一九六的那篇《社会成本问题》的帐。我认为该定律早一点，起自高斯一九五九的《联邦广播委员》一文。文到中途，他谈及土地种植与泊车的例子。他说，一个人在土地上种植，另一个人在该地泊车，损害了植物。是谁损害了谁呀？要谁补偿给谁才对？要泊车者补偿给种植者，不是损害了泊车者的权利吗？究竟是种植者有权种植，还是泊车者有权泊车呢？如果土地的使用权属于种植者，清楚说明，泊车者大可付钱给种植者，让他泊车。倒转过来，如果土地的使用权属于泊车者，种植较有利，种植者大可付钱给泊车者，让他种植。这例子的最后结句就是高斯定律：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

后来（一九六）高斯写的《社会成本问题》（获诺奖那篇）当然重要，我读过无数次，但先入为主，说到高斯定律我老是想着那种植与泊车例子的结句，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少人读那《联邦》长文，从头读到尾的可能不及两掌之数）。一九六七认识高斯之前，我听到高斯定律可能是佛利民先说的。一九六八的春天，与高斯在芝大校园漫步，我旧事重提，问及六年的春天在戴维德家里的大辩论（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二七二至二七三页，行内一致认为是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辩论）。言谈中我问及当时在场的佛利民的贡献。高斯说：「米尔顿的思想清晰绝伦，他发言后我知道自己没有错，也知道我是安全地抵达家园了。」我停步，望着他，说：「怎么可能呢？你在一九五九那篇文章里，种植与泊车例子之后，你不是说过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定条件吗？那就是高斯定律，米尔顿怎可以说得更清楚？」他彷佛呆着，无言以对。之前之后，行内似乎没有谁提到该例子的重要结句。

中国经济改革，我曾经不遗余力地以中文下笔，介绍佛利民与高斯的思想。佛老早就大名远播，差不多用不着我介绍。高斯的思想主要是由我介绍的。可不是吗？七十年代在美国，高斯认为真的明白他的人只我一个，而八二年回港任职用中文下笔也是由他催促的。下一篇文章，倒转过来，得到中国发展的启发，我会提出这路思维的一个重要变化。

http://www.blogchinese.com/915/64624/upload/51613626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