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与高斯在芝加哥的校园内漫步，有时连大家上课的时间也忘记了，那是我对芝大最温馨的回忆。我们在午餐研讨时，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转眼就几个小时的了。

高斯的思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任何问题，他似乎是先有答案才试作分析的。这与佛利民刚好相反。当我向高斯提出某个观点，他就用预感作回应：「你似乎是对了」或「你似乎是错了」。问他一个问题，他的脑子好像在空中随意抓一下，拿出一个往往令人莫名其妙的答案来，然后再加以分析。这样纯以预感为先的思考方法，其预感可能会错，但创意的确超凡！当然，一个可取的创见，通常是必须通过慎重的分析和要有逻辑支持的。

高斯的创见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我认为他有那样的本领，是因为他先以预感，作了结论，然后才加以分析。与此相反的是，我在加大研究院时的另一位老师——即后来变得大名鼎鼎的普纳（K.Brunner）——才智过人，为逻辑学的高手。普纳有一个原则：未经慎重的逻辑推理的，不应该有任何结论。从推理的严谨那方面看，高斯不及普纳，但若以创见言高下，则后者远逊于前者了。

除了创见超人外，高斯的脑子还有两样过人之处。其一，他在推理时一般化的能力很强。任何人提出任何稍有趣味的论点，他就往往可以立刻举出同类的论点或例子来论证。更有趣的是，假若与他讨论的人举出多个不同的例子来，他就返璞归真，将不同的例子归纳到同一例子上去。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不可救药，因为任何人提出任何例子，我都想到马铃薯那里去！」很明显，推理一般化既要分其异，也要求其同，而高斯的确有这种天赋的本领。

其二，对哪一个思想是重要或不重要，高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Demsetz与Kessel都曾对我说，没有谁对一个思想的重要性能比高斯有更敏锐的触觉。我曾经问高斯：「大家都同意你对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锐，但究竟你自己怎样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呢？」他回答说：「我从来不作这样的判断，只是觉得一些观点很有趣味，很有意思。」这是个可信的答案。是的，高斯的趣味感很强烈。自己感兴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参与研讨，可以日夕不断地花几个月的时间；自己不感兴趣的，他就连听也懒得去听。

思想的兴趣所在，刚好与思想的重要性吻合，这样的人是学术上的天之骄子。这好比一个天才的导演挑选未入门的演员，不须以什么准则来衡量，只凭敏锐的感觉挑选；而被他认为是好演员的，将来的观众也有同感。在美国汽车行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这样的人：他们一看某辆新车的设计就知道将来市场的销路是好还是坏，虽然当初很多行家不同意，但结果却证明是对了。

跟高斯结交，畅谈经济，我很快就意识到他的兴趣所在，因此在倾谈时我往往谈些他感兴趣的事，这样大家便谈得很投机。我并非有意使他开心——认真的学术讨论是没有「擦鞋」这回事的——而是倘若我对高斯提出他认为是「枯燥」的事，他会置若罔闻，根本不可能谈得出什么。对他来说，经济学可分两类。一类是「黑板」经济——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证的；另一类是「真实世界」经济——那些以现实观察为大前提的。高斯对前者毫无兴趣，而在他感兴趣的「真实世界」经济中，他对那所谓宏观经济的现象漠不关心。换言之，只要我能对他提出一个在有关货币之外的现象，说及一点分析，他就兴趣盎然，锲而不舍地追问下去。

高斯还有一个怪癖。在一方面，他对传统经济学——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很欣赏；但在另一方面，有不少众所接受的传统概念，他认为毫无用处，避之惟恐不及！例如，他认为「功用」（Utility）这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概念得个「讲」字，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种，对经济学有负面作用。又例如，经济学上的「均衡」（equilibrium）概念，他认为是浪得虚名，半点用途也没有。至于什么「长线」与「短线」的分析划分，他更认为是无稽之谈！

能够将这些在传统上根深蒂固的热门概念视如粪土，而还能成为一个大宗师，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确是绝无仅有。更妙的是，这些他看得一文不值的概念，都与马歇尔大有关系，但高斯对马歇尔推崇备至，视若天人！不同意，反对其概念，却对其学问尊敬万分。这是欧美学术上的最佳传统了。不知炎黄子孙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胸襟？

（七）

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中，我私下里与高斯研讨过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求他指导。那时该校的出版社已决定把我的《佃农理论》一书出版。我从未跟高斯谈及此稿的理论——凡是写好了的文章，我通常不愿再谈。但受了高斯的影响后，我在该书内补加了一章，是关于合约的选择的。本来我在论文内已谈到这个问题，但高斯给了我新的启发，使我决定将几页纸的讨论增加到数十页，成为独立的一章。

既然可以独立成文，我就把那一章改写，后来（一九六九）在高斯接编的《法律与经济学报》上发表。该文的题目是《交易费用、风险，与合约的选择》。初稿是一九六八年初在芝加哥大学写成的。在校内传阅了几天后，史德拉打电话给我，简单地说：「你那篇文章很有意思，下星期四是吉日，那天下午你要到我们的研讨会上来讲述一下。你可能不用说什么，因为在座的听众到时都会先把你的文章读过了的。」

芝大的研讨会——他们称为「工作室」（Workshop）——举世知名，每星期都有五个这样的「会」，每个会有不同的学术范围。其中最有名的是佛利民的货币研讨会与史德拉的工商组织研讨会。佛利民的比较特别：他的「工作室」是「闭关室」（Closed Shop），因为一个学年内不打算在他那里提供一篇文章的人，就不能参加。史德拉的却是「开放室」（Open Shop），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但到场之前必须把文章读过。这些研讨会没有学分，算不上是课程，除芝大外，没有任何高级学府真正地成功过——长久地有多个热心的参与者——更何况芝大每星期有五个之多。

它们从不间断。参与的人都必定事前有所准备，而提供「论」稿的人可以藉此机会而获益不浅。史德拉主持的研讨会以「残忍」知名！在座的经济学教授与研究生参半，讲者可先作十五分钟的讲话，跟着的两个小时，听众就「大开杀戒」，没有人会手软的。我曾经见过一位外来的名学者，在史氏的「会」上被听众杀得片甲不留，面红耳热，差不多要哭出来。听众中有一位看不过眼，就大声对那位外来学者说：「在我们这里你不能坐以待毙，你要反攻啊！」

话虽如此，能被邀请到史氏那「室」中讲话的，是一种光荣。我到芝大不到半年就得到史氏亲自邀请，喜出望外，心想，我那篇文章实在不错，你们再「残忍」也应该手下留情。到了该星期四的下午，我较早到场，大有关云长单刀赴会之感。那个研讨室的设计有点怕人。提供文章的讲者坐在最低之处，听众的座位高高在上，环绕着讲者。虽然初生之犊不畏虎，但我先到场，听众还没有来，坐在讲者的低位，向上环视一周，内心凉了一截！

听众准时到达。来的三十多人，有一半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高手。这使我想起某电影中以婴儿祭神的故事。高斯是最后进场的人。他选取了一个最近我的正中座位，对我微微一笑，点点头，示意嘉许，使我感到一点暖意。艾智仁刚到芝大来访问，也在座，但他带着些读物，坐在远处翻阅，没有看我一眼。

史德拉首先说话，简略地介绍了我，说我只有十五分钟的「引言」时间。我开始讲话了：「这篇文章是我研究佃农理论的副产品。那理论的结论，是在资源的运用上，佃农合约与其它合约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不能不问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的选择。我的佃农理论与前辈的不同，可能是因为在开始推理时我没有拜读前辈的著作。」只说了这几句，史德拉就大声说：「这证明洛杉矶加大的老师没有好好地教你经济思想史！」众人都知道他是在说幽默话，于是哄堂大笑起来。

我正要说下去，但人们一见史氏开了口，就急不及待地发问或批评了。幸而，每一问题或批评都有人替我响应。在两个多小时的热烈争辩中，我自己除了开场说的几句话之外，就再没有说过什么了。替我辩护最力的是史德拉与艾智仁。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发言的，是高斯与戴维德。

讨论会之前，我为此而失眠数夜，但到头来只听到他人争论两个多小时，闹得乱哄哄的，究竟我的文章是否被认为有点价值，就难以判断了。第二天，在午餐厅里遇到戴维德。我当时跟他不熟，只知他是我的前辈，他的声望如雷贯耳。戴维德忽然走到我的身边来，轻声地说：「你昨天那篇文章，是几年来我读过最好的一篇了。」他说完没等我回应就跑开了。我呆了一阵，掏出手帕，掩饰地抹抹快要流下来的眼泪。

（八）

能有机会与高斯讨论自己的研究工作，得到他热情的协助与鼓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重要收获。事实上，整个芝大学术气氛的浓厚，思想创新上的紧张刺激，是我生平所仅见。我当时觉得，而今天也绝不怀疑，六十年代的芝大在学术上是处于至高之处。那里的经济学系、商学院与法律学院，三者打成一片，高手云集，每天的学术「节目」忙得不可开交。午餐之聚成为一种研讨会议，而晚上的酒会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博士后的初级教授，我在芝大时其实是个学生。争取知识与思想启发的机会那么多，我从早到晚可说疲于奔命，晚上的酒会（每星期总有一两次为来访的学者而设的）散后，带着睡意回到住所，稍事休息，又得坐下来工作了。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年在芝大，能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那时，该校经济系的系主任A.Harberger告诉我，以他之见，当时该学系之强史无先例！于今回顾，他那似乎大言不惭的判断，倒是中肯的。试想，当时佛利民与史德拉如日中天；舒尔兹（T.W.Schultz）宝刀未老（虽然其后要过好几年才能拿得他的诺贝尔奖）；已故的H.Johnson其时还在芝大，旁若无人；R.Mundell（供应学派的鼻祖）要到一九七○年才另谋高就；Z.Griliches与R.Fogell在一九六九年才转往哈佛；H.Uzawa也是在该年锦衣日行，回到日本工作。在今天，这些世外高人已是老的老，死的死，去的去矣！

这样鼎盛的阵容，其实只是当时芝大经济学家中的一部分。在商学院内，A. Zellner与H.Theil是经济统计学的大宗师；E.Fama与M.Miller正在把今天的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发扬光大。在法律学院，则有高斯与戴维德坐镇。当时的无名小卒有R.Zecher、W.Landes、R.Parks、D.McClosky、E.Diewert、A.Laffer（拉发曲线的拉发），与张五常。很不幸，贝加（G.Becker）在我离开芝大后才加盟。要是他早到一年，我就更可夸夸其谈了。

是的，在芝大时，差不多每一个同事都可以是我的老师。这样的求学际遇，天下间到哪里去找？在那众多的亦师亦友中，我最接近的是高斯，他很愿意在我的思想上花时间，而我对真实世界的兴趣与他相同。我当然希望他能引导我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他那不知从何而来的创见着实吸引我。我从小对一个思想的形成就感兴趣。于是，和高斯在芝大校园漫步时，我不厌其详地追寻他思想的根源，而他也不厌其详地回答。

我当时对高斯的创见中特感兴趣的，可不是那后来闻名于世的高斯定律，而是他早期的公司理论。公司（或商业机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公司的存在？公司作用何在？这些大有意思的问题，是奈特在二十年代时发问的；到了今天，我们不仅还在提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整体，是经济学在七、八十年代时最热门的话题。这些话题之所以在今天频频出现，说起来，倒不是因为奈特，而是因为高斯在一九三一年写成，却发表于一九三七年的那篇《公司的本质》。

该文真可说一篇奇妙之文。第一次阅读，似乎清楚明白，但多读几次，就不大了了。再读，就觉得深不可测。我读了十多次后，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看法：高斯执笔写此文时只有二十岁，他当时思想还不够成熟，因为「公司」是真实世界的事，二十岁的青年不可能有深入的体会。另一方面，在认识高斯之前我早已肯定：奈特以风险来解释公司的存在不可能对，而高斯以交易费用作解释则不可能错，问题只是哪一种交易费用起了些什么作用而已。

在芝大的校园里，我重复又重复地问高斯，他在一九三○年与三一年时，每一个月主要在想些什么。幸运地，他收藏了不少他当年的书信与笔记；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就重温私人的「档案」，一点一滴地告诉我。有时「档案」有所欠缺，大家就按着「上文下理」，推敲缺少了的究竟是什么。

我依照高斯那时的思维进展来继续我对公司的研究。从一九六八年至八二年这十四个年头，我或断或续（续多于断）地想着有关公司本质的问题。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认为高斯昔日的鸿文有错漏的地方。二十岁写的经济文章，纵是天才绝顶，错漏难以避免。

后来在一九八三年，我为高斯的荣休发表了《公司的合约本质》。那是我认识高斯十七年后之作。受了他的感染，我在「公司」这个题材上想了十多年。该文一气呵成，是自己认为满意之作。我的主要结论是：我们无从知道公司为何物；高斯所说的公司，只不过是另一种的合约安排；这种安排是为了要节省产品议价的交易费用。

高斯读了该文后，给我一封信，说：「你那篇文章是我多年来能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文章。但我不同意你的一个结论。你说不知道公司为何物，我却认为是可以知道的。」

很可惜，该文发表之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他认为知道公司为何物，却没有对我解释是什么。书信来往了好几次，大家都得不到同意的结论。

（九）

古语云：「结友需胜己，似我不如无。」这句话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我觉得任何人都有胜我的地方，所以只要大家谈得来，任何人都可成为朋友。朋友教了我很多的事，虽然他们往往不知道。假若教我的人都是老师，那么所有的朋友都是老师了。从狭窄一点的角度看，真正的老师还是那几位对我的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这样的老师不用多——一个好的也已足够——但起码一个还是需要的。

对我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中，以世俗的「正规」观点而言，有几位算不上是我的老师，但他们——像高斯与佛利民——既然不否认我是他们的学生，那我就引以为荣地不加以反对。我没有选修过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课，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我就乐得徒以师名，高举他们的名字，在行内过瘾一下。

这些是无关宏旨的趣事。重要的是，正规的老师也好，半师半友也好，我能从他们的思想中得到新的启发，有所领悟，那就是人生乐事也。有了这些启发与领悟不一定可以赚到钱，或足以谋生，但可使学者在思维上进了一个新境界、新天地，觉得自己平添一份生命力，比丰衣足食重要得多。「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可真不错！现代的人类学者大都同意，撇开《圣经》不谈，有思想本领的生命，是数十亿中无一的机缘巧合。若如是，思想的生命岂非比肉体的生命重要得多？而那些压制思想、搞什么「思想教育」的制度，岂非人类引以为耻，值得我们鄙视的？

我曾说，屡遇明师。从人类学那方面看，那我就是天之骄子了。举一个例。经济学上的「均衡」究竟是什么？高斯认为这概念乏善可陈，可有可无；艾智仁认为「均衡」是指有解释能力。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就加以推展而得到自己的「均衡」概念：所谓均衡者，是有足够指定的局限条件，使推理的人能建立可以被推翻的假说。我这个「均衡」概念，经济学的书本及文章从来没有那样说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新的领悟，使自己觉得生命多了一点意义。

举另一个例子。产权经济学——新的产权经济学——始于六○年代。众所公认，始创者有二人：高斯与艾智仁。而得到他们二人亲自教导的，天下间就只有我一个！这不是奇遇吗？去年英国出版的《New Palgrave》，是一本四大册的经济大辞典，其中关于高斯及艾智仁的文章，都是由我执笔的。一个学生有这样的际遇，不是很幸运吗？

我遇到高斯时，他已五十七岁了，没有孩子。他的全名是朗奴·高斯。一九七二年，我的儿子出生，想起没有孩子的高斯，我就替小儿取名为朗奴。高斯很高兴，不厌其详地问及他的情况。儿子逐渐长大，每隔一些时日，高斯就关心地问及他的发展。我的回应是，此朗奴与彼朗奴大有相同之处：想象力丰富，对事喜欢投入，有持久思考的耐力，但表面看来却是笨拙得很！高斯听后，更觉高兴了！

我还记得儿子出生时，以书信通知师友，他们一见「朗奴」这个名字，就哈哈大笑，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一位加州大学的教授回信问：「Coase（高斯）这个姓氏，若翻译成中文，是否与『张』字相同？」

很奇怪，迄今为止，彼朗奴没有见过此朗奴。几次的刻意安排他们会面，都因为碰上其它较重要的事情而取消了。今年八月，我将接受邀请到瑞典去，在当地五年一度的诺贝尔研讨会上，宣读一篇关于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的文章。瑞典那方面没有明言，但我意识到他们想为产权经济学颁发一个诺贝尔奖给应得者，希望我能对高斯与艾智仁的思想加以阐释，或品评一下，我当然感到义不容辞。

然而，对我自己来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高斯今年八十岁了，仍然没有见过我那个傻里傻气的儿子。他们相差六十二岁，神交已久的一老一少，还没有见过面。八月的瑞典之会，高斯也会去。他与贝加被选为我那篇文章的评论者。这恐怕是我儿子与高斯——相隔两代、互相关心的一老一少——的唯一会面机会了。我于是去信给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位主事人说，我那十八岁完全不懂经济学的儿子也要同行，躬逢其盛，而且希望能听到他父亲及高斯的讲话，可否破例将就一下？他的回答是，绝对欢迎，因为他早知道，除了朗奴外，还有另一位朗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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