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在深圳投资房地产，增值税或利润税是百分之四十，而这还没有计算其它的征收及某部分资金需以公价汇率换取外汇券。在香港，只要证明是较为长线的投资，房地产的增值税是零。一位大陆朋友在福建开办小型工厂，利润所得税是百分之五十五。这与香港百分之十五至十七的相比，简直是大巫见小巫了。

近七、八年来，香港的税率有提升，而税项也比以前变得复杂了。在香港经济起飞之初的五十年代，税率比现在的低，而税项也远为简单。简单税制与低税率，是香港繁荣的一个重大原因。

中国今天的税率不仅奇高，税制不仅复杂无比，而且往往朝令夕改，使投资者无所适从。这还不止：在税收之外的左抽右取的政府项目，五花八门，令人叹为观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尚有令人刮目相看的骄人成就，是一个奇迹。这奇迹不难解释：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稍事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矣！

较为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税率要那样高？左抽右抽的项目为什么要多得那样一塌糊涂？是因为局势紧张，要备战吗？不是的：今天的世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与国之间最少敌对的日子。是因为中国要学英国或瑞典的社会福利制，乐善好施吗？不是的：今天中国政府给人民大众的福利，远不及香港，更勿论瑞典了。

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看这个不容易解释的问题。香港公务员的薪酬是近于世界之冠；香港政府对教育的资助也是近于世界之冠；以大城市而论，香港的治安高人一等，这可见警的支出不菲也；香港的公共建设，在先进的城市中算是一等的了。政府纵有上述各种支出的负荷，但为什么香港要抽的税率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呢？说是因为香港有地可卖吗？当然不是。中国可卖的土地及国营企业，多到计之不尽也。

我前思后想，中国的税制搞得一塌糊涂，有如下三个原因：

其一，中国的税率虽然奇高，但纳税的人只是少数。事实是税率越高，逃税的意向就越大。要个体户依法交税，难乎其难也。另一方面，要干部落实税项的征收，绝不容易。这是因为几乎「凡干皆商」，干部本身也乐得不付经商之税，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何况这些泥菩萨大都是贪污高手，在底征收小量的比在面征收大量的，来得利益更多。

其二，在中国半私半共的情况下，需要政府资助的国营企业甚多不在话下，而需要政府出粮的干部，多如天上星也。

其三，地方政府收税后，其处理方法如何亦成问题。各种的开销可使有关的官员得益。这是另一种「走私漏税」，而在那些所谓「发展中」的国家里，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如上可见，香港五十年代经济开始起飞时，与今天起飞的中国相比，前者的税率大约是后者的四分之一。而在高税率中，中国今天还有有目共睹的骄人的经济增长，是反映着从「共」转「私」的威力而已。但长此下去，高的税率是大患。今天，这高税率的不良效果还不大明显，到了明天，产权制度的改革改得差不多了，高税制就变得「猛于虎也」。

高税率的不良效果，所有经济学的书籍都大部分申述过了，这里不须重复。但有一点是重要而又较少提及的，是重税不容许资金大量地落到懂得赚钱的资本家或投资者的手上。而懂得赚钱的投资者是经济发展的中坚人物，资金是应该大量地落到他们的手上去的。

自古以来，税率是易加难减的。由于形势所迫，中国的经济革命，到了半途就走上重税的歪路。这可说是「养虎为患」了。倘若中国不迅速而又大幅度地减低税率，到了明天，印度之路姑且不谈，出现「大政府」的形势是无可避免的。

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前途，要按着产权体制的改革而逐步减低税率。如下四点是应该立刻推行的。

（一）北京当局应规定全国的总税收不能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而政府的总支出也要有同样的百分比约束。

（二）政府可大量出售土地及国营企业，以应付财政上的困难。但这出售资产的收入，要用以取代税收而使税率下降。

（三）依靠国家薪俸度日的干部实在太多，以分期付遣散费的办法而大量解雇干部是刻不容缓的事。

（四）应设立地方税务局而加以严厉管理。税务局的干部要加薪，但所有其它「好处」都要废除。

以上四点若一起推行，而房地产每年征收百分之一的物业税的话，所得税在十年之后会减至百分之十五以下。只要政府能公布这些政策而又使人觉得那是可信而非空话，投资者看到低税率的前景，岂有不如鱼得水、蜂拥下注之理？

今天存在的外资或特区的税务优惠，应该一概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