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追寻经济知识并以之为生的人，我对中国经济革命的经验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一九八一年，在一个聚会中，高斯（Ronald H. Coase）劝我回到香港或中国工作。他认为我专长的产权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很重要，而且我又懂中文，是适当的人选了。我从来没有改革社会的意图，对高斯的建议，当时不置可否。

殊不知过了几个月，得悉香港大学有空缺，我就试行申请。八二年回港后，我知道自己对中国无足轻重，但为了中国年青人的前途，遂以中文下笔，义不容辞地发点牢骚。十一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受到我的影响，然而到头来，我却从中国的经验学到了大量的新知识。这是意外的收获，使我觉得不枉此回港之行。

也是一九八一年，在同一的聚会中，佛利民反对高斯的说法，认为我应该留在美国，继续发展我的合约理论。七年之后——一九八八年——佛利民夫妇和我畅游中国，有十多天日夕相聚的机会，我详细地向他解释中国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临别时他说：「八一年时我反对你回港任职，但现在我认为当时的观点是错了的。七年之间你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得那么多，回港任职看来是正着。」

是的，中国十多年来经改的经验，史无前例，天下间到哪里去找？我不是一个幻想理论家。我要有事实的依据，然后靠想象力推断出有一般性应用效验的理论。我认为，单凭幻想想出来的理论，大都荒诞不经，没有实际的用场。爱因斯坦凭空想出相对论的例子，是爱氏的天才专利，与我这个凡夫俗子是扯不上关系的。

机缘真的是巧合了。我在香港大学的职位，是举世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讯息接收站。无论是学术性的、在商言商的、多个研究中心的、北京智囊的——种种有关中国的讯息，每天都传到我的办公室。这些讯息，大都很容易就得到证实，那就使我一步一步地想下去而作出推断。

很幸运，在回港之前，我接受了英国经济事务学社（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的邀请，在一九八一年写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八二年出版）。其中有一章是纯理论的，作出实证分析，又有一般性应用效验，是我后来用以推断中国发展的基础。这个理论基础让我举一反三，使我能看到某些变化的一点蛛丝马迹就推断跟着而来必会发生的事。自一九八三年末起，我在《信报》及《经济日报》发表了逾百篇关于中国经改的文章，其中屡下推断，差不多百发百中。这不免使人觉得（误解）我这些文章对中国起了「影响」作用。

在推断中国经济发展的演变中，我只犯过一次大错——并非理论不成，而是用得不够小心。那是关于放开价格管制的问题。当邓、赵在一九八八年春天要硬闯而放开价格时，我是赞成的。特权分子因为有价格管制而从「倒卖」中得益，放开价格可以废除这特权而一举两得，「硬闯」看来是正着。但我当时的重要失误，是忽略国营企业林立，而这些企业中的员工，做与不做都有差不多的收益，一旦放开价格，问题就出现了：生产不会因为放开价格而跟着急速上升。这样一来，放开价格没有生产急升的支持，工人只见物价起，而工资却裹足不前，怎会不怨声载道？特权阶级反对，员工也反对，是以为难。

一九九一我在瑞典见到佛利民时，就对他解释：在国营企业林立的情况下，价格不可以随便地「放」；放开价格是需要有大量私产化的支持的。他听后，点首同意。

在这一连十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之结尾处，我要重复表达我对中国经济革命的欣赏。然而个人认为，虽然政府可以不放弃资产的所有权而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在政治上大为可取，不过，总是要付出点缚手缚脚的代价。东欧的捷克，开门见山，摆明要放弃共产，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只三年工夫就欣欣向荣。要顾全「社会主义」的面子而不放弃所有权，在理论上可行，但在意识上这会给特权分子诸多借口，左推右搪地维护或增加自己的权益。

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革命真的是一日千里，可是到了今天，困难重重。捷克看来是后发先至，再过几年，甚有可能走在中国的前头。当然，捷克国小，事情远为容易处理，但我们不可忽略，他们执掌政权的头头，曾经在芝加哥的经济学「少林寺」学艺，对共产或社会什么主义视如粪土也。

二○○二年后记

此文最后提到东欧捷克的例子，一九九三年的高评价是对的，可惜昙花一现，过了几年我到那里的布拉克一行，觉得其经济情况远不及中国。后来我与佛利民提及捷克使我失望，他说曾在芝大学艺的那位头头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变了质。

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改比东欧的办得好得多，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没有把政改放在经改之前。那是说，改革是不可靠民主投票的指引而有大成的。民主投票是要有相当完善的宪法，清楚地界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保障，才可以考虑推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