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艺术历史很感兴趣。在大学念书时写过一些评论西洋画的文章。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最近有机会看到黄永玉的画，就手痒起来。虽然我对国画没有研究，但天下艺术殊途同归，不懂也可说出一些感受。

拿起笔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一位英国评论家的文章。他说：「没有哪一种嘲笑，能比创作者对评论者的嘲笑来得更为深奥，或者说，在整体上来得更为合理。写品评、批评、鉴赏等文章，只不过是有二等头脑的人的玩意而已！」我同意这些话，所以在评论黄老兄的画之前，我需要声明这是个二等脑子的人的玩意，而假若黄老兄及其它识者对我「嘲笑」，都应该是「深奥」而又合理的。

我一向认为，在视觉艺术那方面，除了书法外，中国远不及西方。这显然不是因为我们的画家技不如人：用毛笔是中国的传统，而西方的绘画也很多是用「毛笔」的。在构图方面，空间的处理中国比欧洲先进了起码三百年。但在光的处理、创新与意义这三方面而言，中国却远远地落后了，而这三者是视觉艺术中最重要的。

中国画的最大缺点，一般地说，是墨守成规，重复又重复的作品不仅限于某几个人；老师与徒弟们的画如出一辙的例子，触目皆是。这是艺术的悲哀。经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感情，怎可以隔代相传呢？即使同一个人，年纪不同时其思想与感情都会不同。我们欣赏艺术是欣赏作者的感受。这样，艺术又怎可以像江泽民等人那样「思想统一」呢？中国历来都缺少了像欧洲那样国与国之间的互相竞争、互相影响，也深受教条的约束，把不少天才抹杀了。看到了黄永玉的画，我于心大慰。而他的画值钱，也显示出时代是转变了。不管将来「思想统一」搞成怎么样，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或迟或早会来的吧。

在「思想教育」无日无之的制度下生活了数十年的艺术家，思想还可以那样「放」，感情还可以那样真，创见还可以那样不凡，黄永玉是异数了。我自己是一个思想不受约束的人，喜欢独行独断的，但自问没有黄永玉的能耐；我常在想，如果我在共产中国生活四十年，不知会变成怎样？黄永玉的画使我有谦卑感！这不是因为他是名画家——我根本不能画——而是从他的画中我意识到他的思想比我更奔放；并且他的际遇远不如我。在造诣上能使我有这感受的人，屈指可数。

是的，黄永玉的创意层出不穷。这画家不愁寂寞，不懂得怎样弄虚作假，博学多才，有广泛的兴趣。这些，我可以从他的画中很快就看出来。这也是说，黄老兄是个性情中人，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使看画的人会不能自已地走进作者心中的世界。是的，黄永玉画如其人。于是，由于我喜欢黄永玉这个人，就不能不喜欢他的画。一个画家能做到这点，庶乎近焉。

我喜欢创意与真诚的表达，但讨厌那些以「不同」为创见、以乱来一通为革新的、自命天才的艺术家。对某些所谓新潮的艺术我毫无感受，因此就鄙视了。文化是不能忘记过去的；艺术也是如此。为革命而革命，为反革命而反革命的思想，是三等以下的脑子了。人类的进步——艺术的进步——可以超越前贤，但决不可把前贤遗弃。文化的传统有好的一面，成功的艺家对传统一定要有很深入的认识，在创新中有明确的信念。毫无传统的画，写得再好也没有感染力。黄永玉的画，思想奔放，西洋画的影响很明显，而另一方面，国画中有力而不霸道的优良传统，他并未遗忘。奔放而传统，是他的斤两所在。将来写中国艺术史的学者，是不会置黄永玉于度外的。

以荷花为例吧。我所看到的几幅黄永玉的荷花，幅幅不同，都是大胆的尝试。唯一的共同处，是每幅荷花都写得魄力雄浑——我没有见过那样有力的荷花，就是齐白石也有所不及。这是「花之君子者也」的中国传统了。又例如在构图上，黄永玉的胆子很大，但对空间与「静点」的处理，他却能处之「泰然」。说起来，「构图」上最永的哲理，还是《道德经》的第十六章所表达的。西方没有《道德经》，所以要到十六世纪之后才懂得「空」、「静」之道。

黄永玉的画，很少是重复的。他的每幅画都有一个思想，说一些话。没有特别值得说的话可「说」，他是不会动笔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我所知的最接近西方艺术哲学的中国画家。

在绘画的历史上，我最欣赏的是毕加索。毕氏差不多每幅画都表达着不同的思想，而在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风格的转变与创新令我五体投地。在技巧上，毕加索前无古人。看到了黄永玉的画，我想起毕加索。从技巧的精博那方面看，没有哪一位画家可与毕氏相比，但从新意与真情那方面看，黄永玉与毕加索是大可以相提并论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画都千变万化，而是我意识到，他们二人的共同处，是不断地向教条框框之外的真理追寻。

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机会研究黄老兄在不同时期中的风格转变。但愿人长久，使我能看到他在九十多岁时所写的画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