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对国画与书法大有研究的前辈认为，在学习上，书法比绘画困难得多。我问他们为何如此，他们都答不出来。其中有一些谈了不少有关的理论，但不能令我信服。

对我而言，说书法比绘画难学是不容易置信的事。论笔力，论轻重，论大小的比例，绘画与书法同样重要。但论构图与「象样」，绘画显然比书法重要。是的，一些上佳的书法，也可以像小学生的字体般不象样的。另一方面，绘画有彩色，而书法没有。设色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而研习书法者大可置之不理！

那么，说学习书法比绘画困难，又从何说起？这是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这问题我想了很久，但还是到了最近有机会几乎遍观二千年来的书法，才有点感受。

任何艺术都是以某种媒介作某种阐释。书法也是一种艺术媒介，也是用以阐释某些事或物的。问题是，一个书法高手在白纸上振笔直书时，他在表达或阐释些什么？这也是说，倘若不是为了要阐释些什么而「出现」的书法，无论字体如何美观，不可能是书法艺术。

那么书法究竟要阐释些什么呢？书法既不是文章，也不是诗词歌赋，不可能说故事，或谈什么风花雪月。书法算不上是画面，不能具体地「画」出什么物体。它唯一可以表达或阐释的，是书者的感情。但感情是抽象之物，以文字或画面来表达它也不容易，更何况是书法呢？

就算一位书法家能像张旭那样，有「挥毫落纸如云烟」的本领，他怎样才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表达于纸上？假若一位市井之徒，只识几个字，完全不懂书法，有一天大发脾气，忽然拿起笔来，蘸了墨，在白纸上大书几笔，写得如寒鸦赴水，又怎可以令我们看得激动，不能自已？在感情的表达上，张旭与这位市井之徒的区别何在？

以没有文字内容或没有具体画面的书法来诉心中情，书法只能凭字体的大小、宽紧，笔划的轻重、快慢、枯润等法门来表达。而这些法门，要配合得宜才能恰当地表达的，运用这些法门时，要有原则，要按规律。好的书法可以狂，但不可以乱；可以危，但也要安；可以放，但不可以浮。乱写的文章，或乱画的画，不足以表达感情。书法也是一样。

人的感情，不管喜、怒、哀、乐，都必有和弦。这是大自然定下来的规律。没有和弦的艺术，是无法触及欣赏者的感情的。于是，中国的诗词文字有平仄，欧洲的音乐结构有和音，绘画的构图也有黄金定律。《道德经》的哲理可不是乱作的。

因为书法既无文字的内容，也无具体的画面，所以书法要千变万化才能表达一点纯真的感情。另一方面，变化要按规律，要有和弦，也要一气呵成。于是书者下笔时连多想一下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学书法的一个要点是：要学得非常熟练。这可不是因为熟能生「巧」，而是上佳的书法，写时要像做梦像魂游似的，纯以感情下笔，不顾其它，但写来还是法则井然——这是书法的困难所在。

王羲之说张芝练书法练到「池水尽墨」，是可以相信的。近代书法家如周慧珺、黄苗子等人，对每一个字的不同写法，出自何帖等等的记忆之强，几使后学者不敢问津。

古人与今人练书法的比较，前者的条件是远为优胜了。古人有的是时间，且写得一手好字还往往可以升官发迹。在今天，我们只可以在公余之暇研习，纵有右军的天才，也无能为力矣。

书法如果变化不多，或写来较为简单的，写得再好也难以表达感情，算不上是高手。大名家如柳公权、张即之等，字体虽然美观，但因为简单，就只是美观而已。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存下来的虽然不过是临摹本，但其感情溢于纸上，名不虚传，比王氏的其它名帖优胜得多了。论狂草，我认为张旭不及怀素，这是因为我觉得怀素的字，在狂中易见真情。而单以狂草的感情论英雄，怀素看来又不及黄庭坚了——虽然后者的狂草是从前者学来的。以汉碑而言，《娄寿碑》的感情无与伦比也。

自古以来，论书者多矣。以经济学者的身分大谈书法，我应该是第一人。这是狂妄之举了。我认为，从中国历代书法家的笔迹看，纯以阐释感情为准则的话，最优秀的书法家是宋代的米芾。

在现代化的今天，书法艺术远不及绘画值钱。我们可以向大名家免费求字，但不容易向小名家免费求画。这个对书法家不公平的现象，是不难解释的。懂得欣赏书法的人实在不多。过于湛深的艺术，曲高和寡是必然的事。没有学过绘画的人也可以懂得欣赏画，但没有稍事临池者，是不容易体会书法上的感情的。

后记

习书九载，渐进大成之境矣！回顾当年自己对书法的见解，颇有浅陋之处。我把这些文章保留下来，是要使读者体会一个初学的人的观感，及这个人后来对书法的观感的转变。在此之后的文章里我有再谈书法的，今后有机会我也会再谈。

本文提到在狂草书法上，怀素胜张旭。那是我八年多前的看法。今天，我认为张旭胜怀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