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一本国际性的周刊上，看到一大版广告，使我感慨万千。

这版费用不菲的广告，显然是越南政府或其属下机构刊登的，内容是邀请外商到越南投资，措辞谦恭，大有「乞怜」之势！曾几何时，这个以共产为至上的国家，受到了那时的中共与苏共的影响，威风十足，口口声声以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把资本视如粪土的。

近几年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共产政制溃不成军，一窝蜂地走资去也。究其原因，都是钱作怪。

衣食无着、潦倒穷途数十年，要过一下「汉堡包」的瘾，是不难明白的。所以当国家的大门稍为开放，外间的花花世界就显得有无比的吸引力；而直觉所得，最快取得「汉堡包」等等的途径，就是向外商招手。于是，曾经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的资本家，现在就被视为英雄，待以上宾之礼了。

问题是，资本家可不是慈善家。要他们请吃三几餐饭是可以的，但他们深知「天下间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饭吃过了，他们就理直气壮地期待一点回报、一点便利、一点生财之道。要资本家在「共产」国度中投资是可以的，但这些人在生意上身经百战，未知胜，先虑败。投资的回报若无保障，他们再蠢也不会下注。

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投资而稍有斩获的港商，大多是靠大陆政府给予的一点专利权。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多外商到中国投资，专利权就变得僧多粥少，不够分配也。于是，港商「专利」日渐式微，投资者转向人事关系方面入手。官商勾结顿成风气，什么批文买卖、什么外汇留成、什么优惠价格等等，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

是的，五、六年前，中国大陆半官半商的例子触目皆是，以致有「凡官皆商」之说。其时，所谓贪官污吏，一下子好像变得理所当然似的。然而，外商与外商之间要竞争；另一方面，官与官之间、高干子弟与高干子弟之间，也是要竞争的。在某一意义上说，这些竞争也确实带来好处：以职权或关系带来的甜头，在竞争之下变得越来越少。这是因为职权没有明确的「权利」界定，也没有法律的保障。台底的收入由于竞争而日渐下降，但钱作怪依旧，那怎么办？

一个好的办法是：把台底交易，搬到台上来。这是「六四」之后的一个大突破。本来是近于私有产权的承包制或「三资企业」之类，到了六四之后，就有了一些正式私产的「独资」。近两年来，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独资」——私产——越来越大行其道。一时之间这一带变得欣欣向荣，去年，该区在没有被国家正确地计算下的经济增长率，比人类历史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高出三倍！

是的，五、六年前，拿着一寸厚批文、吃大鱼大肉的高干及其子弟，今天不少在暗地里是地产的拥有者。起码，有不少人是靠地产生意而富有起来。我可以断言，十年之内，大陆与香港会有一个财富大转移的趋势。香港的「外」商或国内的「干」商，有不少人会在私产的「确立」上大有斩获。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是大声叫好的。

什么是合理不合理、公允不公允，经济学「无可奉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产权谁属不重要。重要的是产权有明确的界定，有「业主」，有法律的保障。几年前，我见到国内的「干」商为拥有特权利益而干，而北京当局又推行多种管制法例来维护这些特权利益；眼见中国分明是走向印度之路，我就大声疾呼：此风不可长。

我曾多次建议，中国要把明确的产权送给高干及其子弟，用以「换取」（抵消）他们的特权利益。这建议之声，如石沉大海，鼓掌的就只有佛利民、高斯等寥寥数人。殊不知，今天因为钱作怪，高干及其子弟也可以享其私有产权了。虽然这转变还不太明确，但暗流汹涌，其力无穷也。

几年前当我屡次提及中国会走向印度之路的可能性时，不少人问我要怎样才可以避免。我的回答是：要有一个「地震」式的动荡。我当时可没料到会有六四的「地震」发生。这是六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

有钱——富裕——佳事也。有谁不喜欢丰衣足食、不喜欢子女能深受教育、不喜欢生病时有医生照顾？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是毛润之说的。我想，如果「一穷二白」正是害人虫的话，那么，唯一可以扫除害人虫而又全无敌的，只有「钱」而已。

钱作之怪，何其厉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