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起读者的要求，我答应《壹周刊》重操故技，爬一些格子。半年前，我为母亲的病而停笔。今天，母亲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只是先进的科技支持着她。她再也不能起床，不能说话，但每次见到我，总是欢容满面，手指脚划地「说」着些什么。她视死如归，把一切痛苦置之度外，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每一刻。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既然母亲不以疾为患，我实在不应该见她没有起色而过于悲伤。话虽如此，生离死别的事很真实。王羲之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所以在答应《壹周刊》要再赚他们的稿费时，便特别声明：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交稿是会时断时续的。断稿是出版者的大忌。但《壹周刊》既然因为我前些日子停笔而销路不断上升，广告增加，那么当我断稿之时，多加两页广告，倒也是赚钱之道，何乐而不为？

在此重写专栏，又要再起一个名目。想了一分钟，我决定以《随意集》为名。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认为生命是自己的，任何人都管不着。所以有生以来，我随遇而安，也随自己的意之所之办事。思想不受约束，独行独断，言行一致，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置若罔闻，倒也大有不负此生之感。

我自己随意，也尊重别人随他们的己意。要是我因为自己的随意而左右了他人的随意，我会约束自己。这也算是随自己之意而为了。要是社会上每个人都这样做，社会就会随民意而安。扬言为社会谋幸福的人的主要矛盾，往往是以己意强加于人。我对那些口口声声说为他人而不为自己谋幸福的人存疑，不是没有原因的。

随意下笔，会写什么呢？这是一个近于天气预测的问题。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既然随意，那么意之所之，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算了。不少读者希望我多写一些关于经济分析的文章。这与《壹周刊》的要求不同，而另一方面，规定了写与经济有关的文字，何随意之有也？

既称《随意集》，我希望能做到真正的随意。这可不容易。搞摄影，我的随意之作是先从一片漆黑的画面入手，加光而成形；但光要怎样加就如天女散花，自己要光的形象怎样就怎样。随意写的文章，脑海中先要一片「空白」（并无「预谋」），然后坐下来，稿纸放在面前，拿起笔即兴地写，跟着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样的文章不一定可读，但写来情感上纯而真，如像不食人间烟火，倒也往往别有奇趣。

随意之作说易甚易，说难也极难。在这方面，我应该是一个「高手」了。我本来就是一个随意的人。以教学、演讲为例，我从来不作任何准备。就算是有千多听众的演讲，很多时我连讲题也不放在心上。上到讲台后，介绍的人说出我要讲的题目，我才如梦初醒，稍一定神，信口开河去也。

只有一次我闯了祸。记得几年前我到九龙一间中学演讲，驾车的仁兄找不着地址，迟了二十分钟才抵达。气吁吁地跑进该校后，满头大汗，只见学生济济一堂，接待的人很客气，毫无怨言地伴着我向讲台走去。在一片掌声之中，我低声问接待的人：今天我要讲什么？他回应了。我吓了一跳，因为那题目我似乎从来没听过。于是说：「你没有搞错吧？」他听得一头雾水，诧异地望着我。我强作镇定说：「不要紧，不过请你把题目再说一次。」

他说了，我到了台上时，听到掌声雷动，但脑中还是一片空白，有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这真的是太「随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