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因公带私，到深圳一行。行前收到一个朋友电话，说当天有一群北京的经济专家正在深圳开研讨会议，希望能与我一聚，谈谈天下大势。我依约赴会，一见之下，原来好些都是老朋友，而其中一位曾经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上举足轻重。

大家都是他乡遇故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谈就谈了两个小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今天中国的经济情况很悲观，认为我是对中国目前形势看得最乐观的人。

天可怜见！悲观与乐观从来都是相对的事。昔日楚襄王与宋玉对风的评价就不一样。襄王引以为喜，而宋玉却引以为忧。这分歧显然是因为大家所用的比较准则有所不同。北京的朋友以几年前的中国发展比今天的中国情况，引以为忧；我以今天的香港比今天的中国，则引以为喜也！

我对他们说，香港有两三个很大的问题，不容易解决，要回复到九七之前的欣欣向荣应该是遥遥无期了。北京对香港言而有信，难以苛求；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对香港有少许影响，但台湾既能独善其身，而那里的经济条件历来都不及香港，所以证明这「风暴」对香港的影响不大。香港的问题，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中国呢？没有大问题，但小问题却是一箩箩，加起来就成为大问题了。另一方面，一个大问题不容易解决，甚至在几年内解决不了，而小问题之所以为「小」，是因为容易解决，容易处理。一箩小问题加起来的大问题，可以用清除小问题的办法来一次过清理。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困境与香港的截然不同：香港的大问题只有两三个，但每个都是大的；中国的小问题很多，加起来很大，但每个小问题都不难解决，所以加起来的大问题表面上显得怕人，但只要朱总理有胆手起刀落，这加起来的大问题实不足为惧也。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九九三年我带佛利民到成都，见到四川省长萧秧的一席话。萧省长这个人不简单。众所周知，佛老是本世纪经济学行内思想最快、口才最了得的人。在辩论中佛老从来所向无敌。我亲眼见到可以难到佛老一下的人，是萧秧。

当天在成都的晚上，佛老与萧省长及我们一行人坐下来，我作翻译，大家谈了好一阵，佛老又提出他此前说过不少次的例子：「要切一只老鼠的尾巴，不应该一小点一小点地切，长痛不如短痛，一刀切尽才是办法。」省长回应道：「教授呀，问题是，中国这只老鼠有很多条尾巴，我们的困难是不知道要先切哪一条！」佛老一时语塞，无以为对。

我当时是有答案的，但既为翻译，我不好意思表演一下。我那不可能是错的答案是：将所有的尾巴一起一刀切下来！是的，解决今天中国困境的办法，是要将一箩箩的小问题一刀切掉。

几年前，在邓小平南下的前前后后，中国的开放使经济起飞，发展得很快。但当时中国有两个不容易解决的大问题。一个是银行是出粮机构，通胀是由权力对信贷的需求而引起的。另一个是特权分子驱之不去，国营企业的特权分子在价格管制中取利，死不悔改，不肯放弃他们既得的利益。这两个大问题不容易解决，但大致上，今天还是解决了。是的，今天，大贪污在中国虽不能说是去如黄鹤，但比六、七年前少得多——这是正的一面；负的一面，是小贪污数之不尽，如家常便饭也。

数月前朱镕基总理南下，说有两项措施是当务之急，把我吓了一跳。他说一项是严禁走私，另一项是严禁外汇黑市。据我所知，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说得上是有市场的国家，能成功地禁止这两项非法行为。毛泽东当年，闭关自守，就是写一封信给外地的朋友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这些禁制是可以做到的。但今天的中国，百废俱兴，市场大都自由，要履行朱总理所提出的两项「严禁」，就难于上青天。

另一方面，就算朱总理有楚霸王的功力，可以力拔山兮地禁止货品走私及外汇黑市，对中国的经济半点好处也没有。这并不是我个人之见。除了禁止毒品之类的走私，当今之世，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位懂经济的学者，会不同意我这个观点的。

我当然明白，朱总理所提出的两项当务之急，主要目的是清除贪污。问题是，管制导致贪污，而清除贪污最可靠的办法，是清除有害无益的管制。

几年前，一家鬼佬刊物访问我关于中国贪污的事，我说了几句话，竟然成了世界名言。我说：「假若你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放在我的睡房内，赤裸裸地睡在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难乎其难也。」你设立了可以大贪其污的制度，又要清除贪污，难道你要中国的干部、官员，都变作如来佛祖？

目前中国的走私活动，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成行成市，信可谓走而不私也。所谓「合法」的走私，是那些左托右托、左转右转，靠什么配额转让，又或靠某政府部门的特有权力，偷龙转凤的那一类，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非法」的走私，则大都是明码实价，据说甚至可以买保险。从肤浅的经济学角度看，这些走私的费用，与关税异曲同工，加强走私管制，等于关税增加。问题是，不同的走私门径，有大为不同的费用。你要大量进口家俬吗？政府的关税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但私走甲路是百分之三十五，乙路是二十，丙路是十三，而不同的门路，先到广州再转上海与直到上海又略有不同，真的花多眼乱，而算准了又可能有变化。

如上所说的情况，在有竞争的市场上，做生意的人要费尽心思找门路，找错了成本增加，很容易给走私成本较低的同行杀下马来。中国人（当然包括香港人）是找门路的老手，细心从事还可以驾轻就熟，但不知就里的老外则无所适从，不由得望门兴叹。

外汇黑市由政府设立的什么调剂中心带领之下，黑市不黑，多一点费用，没有什么大不了。但要将外汇出口，左转右转的大循环，使我细听几次才明白，而听后大有天旋地转之感。老外当然不知道什么大循环，什么乾坤大挪移之类的招式，他们有自己的老外外汇法例，那是另外一种的天旋地转了。

近十年来中国思想开放，好学的青年数以千万计。困难是专业学位（包括大学学位）不足，师资与国际水平有一段距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家跨国的大机构在中国开业，往往比设立一所新大学更有贡献。引进外资不是一般人所知的外资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引进知识。不幸的是，一箩箩的小问题，把外资吓怕了。近几年来，数之不尽的外资要跑到中国去，而好些金碧辉煌的已下了注，作了投资。有些求教于我，问我的意见。我的响应是，差不多是适当的时候了，但会有很多麻烦。每次我这样说过之后，总有点不安于心。

你到过美国在银行开户口吗？只要拿出身分证件，像驾驶执照之类的，十五分钟就可办完手续。你不妨到中国大陆试试，开一个人民币支票户口。假若你能不到处查询而能在一个星期内办妥，那你肯定比我聪明。你要在国内买一个住宅单位，收租退休，你该用自己的名字购买，还是以一家公司下注，不左问右问而能在三天之内答得对，我给你九十分。

为什么上海不开放金融市场？为什么外资银行不能在那里像人民银行那样营业？为什么美国的大股票公司不能在那里买卖美国的股票？几年前的答案很明显：特权分子大力反对，因为他们有垄断权力。今天，答案不容易，因为那是由一箩小问题促成的。

上海商业楼宇的建造，五、六年来的数量多于香港的五十年（据说全世界用作建筑大厦的起重机，百分之十七在上海）。空空如也的商业大厦，若不能解决上述的小问题——不大胆地开放金融市场——使用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差不多是永不可能的事。

北京的朋友，老是认为国营企业的不济是大问题。一九八二年我就白纸黑字地说这将会是大问题，但今天我却认为是小问题了。就是五年前，好些国营企业还是死不悔改，死守日渐式微的特权利益。今天，破产或近于破产之际，而上头又不肯乐善好施，特权变得有等于无，但求金蝉脱壳。余下来的问题，是企业内的那些所谓国家职工，企业放盘时要怎样处理。若国营企业可以廉价出售，或近于零之价，或将企业分股免费送给职工，总有解决的办法。

不要以为我低贬朱总理的办事能力。我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应对的能力朱总理在中国执政者中无出其右，就是周恩来也比不过他。我可能错，但我也认为朱镕基是一位清官，贪污没有他的份儿。这些都是中国之幸。当然，我不同意外间所传的（不知是真是假），朱总理准备以棺木与贪官斗法，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木材！取消所有对经济无益的管制，使官员要贪贪不得，才是上策。

我对朱总理的主要批评，是他不相信市场的神乎其技。佛利民说得好：计划经济自上而下，市场经济自下而上。朱总理究竟要选哪一种？假若他要搞市场经济，而又要自上而下，那岂不是一塌糊涂，小问题变得数之不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