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康写郭伯伟，读后忍不住打电话去称赞他几句。这可不是因为他的《郭伯伟论》有什么新意——阿康赞郭老赞了那么多年，再多赞一次，效果也是差不多吧。

这次阿康行文值得一赞，是因为他以《论语》提及臧文仲的故事起笔，引用了如下的句子：「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这句《论语》的话，引用恰当，使那一段的文采在纸上闪闪生光。

是的，我们今天以白话文下笔，文章写得淡然无味时，若能适当地引用古人之句（文句、诗句或词句）来点缀一下，往往会有起死回生之效！

回想一九八三年我开始以中文下笔时（以前没有尝试过），朋友们都笑说我的中文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其实不是）。我一「气」之下，就随意之所至，把我在童年时背诵的古文与诗词引用而融合于文内，以弥补当时个人白话文之不足。过了不久，戴天、胡菊人、岑逸飞等文章高手，竟然对我的文字大赞起来。受宠若惊之余，我自己不大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文之道，我曾经千锤百炼，但用新的语言下笔，是没有谁可以速成的。后来还是菊人说穿了我当时也不知道的「秘密」：他三番数次地说我的古文根柢救了我。

菊人可不知道，我是没有正式地研读过古文或诗词歌赋的。我的所谓「根柢」，只不过是在抗战期间，跟母亲逃难到广西一个没有纸笔的小村落住下，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有机会「暗」随一位「八股先生」背诵古书——不知所谓地乱背一通，但背得很多。其后在十多岁时，在西湾河遇到舒巷城，不自量力地跟他谈了好些诗词之道。

以古人之句来点缀今人的文章，倒非之乎者也一番就大功告成的。要做到的是，在恰当而又顺口的地方，「有理冇理」（放胆）地套用一两句。这可说是一种不着痕的「抛书包」，要来得自然是要有一点技巧的。

套用古人之句有如下的好处——

其一，是有点「骗」人的：用古「语」会使读者觉得为文者有点学问。虽说有点「骗」人，但在今天，懂得套用几句古文也算是有点学问了。

其二，套用古文会增加文字的变化，使文字显得比较生动。（有时套用广东话也有类似的效果，但广东话用得多就不免「老土」了。）

其三，古文有点古味（是怀旧吧？），有时令人向往，而有时似通非通，有时又通得朦朦胧胧的，倒也有点趣味性。

其四，我们今天可以信口开河的古人之话，一般而言，都大有文采。以古人的文采取为己用，何乐而不为？

其五，好些人忽略，可读的文字，平仄很重要。我们今天记得的古人的书面语言（文字），其平仄有一定的规律，念起来有声韵悠扬之感。

我回港任教职近十五年，难得见到一个学生的文字写得象样。香港中、小学的语言或文字教育，大有商榷之处。我曾经建议学生不妨多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多点背诵古文与古诗词，其效益可能更大。

其实需要背诵的并不是那么多。我背过的不少，但用得着的只是一小部分。个人的经验是：《古文评注》中选背三十篇；《道德经》、《诗经》各背一部分；诗、词各选背一百首——这样就差不多足够了。还有，魏晋文章很重要。（我可以把《孟子》从头背到尾，但由于不喜欢孟子，绝少套用；至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过于「八股」，也不合我意。）

文章之道，中外殊途同归。我在美国学习以英语为文时，得到一位美籍选修英语的朋友指点，去背诵《圣经》的︿创世记﹀。不数月，自己为文的句子由长变短，由转弯说话变为有话直说，文字就变得明朗起来了。后来我又多次朗诵莎士比亚的《西泽大帝》、史密斯的《原富》，以及爱伦坡的一篇很短的小说——Masque of the Red Death。这些都算是古文了。

有一本教人写英文的书，薄薄的，名为Elements of Style（今天香港一些书店还可以买到），三十多年前我看过十多遍，觉得妙用无穷。几年前我向港大教英语的推荐这本小书，说经济系学生应该多读。他们的响应是，这本小书太古老，不合潮流，今天不能用了。

从不知道为文之道是要以「新」为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