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穷年累月，也难以知其「究竟」。我是要到了耳顺之年的某一天晚上，才突然间领悟到——在掌握某种技艺上说——「心手两忘」是个绝高的境界。

话说一九六二年，我在洛杉矶加大当助理教员时，有一名黑人学生，成绩很不错，是代表该大学出赛的网球手。他的名字是Arthur Ashe（今已故，当年因做心脏手术输血时不幸染上艾滋病菌）。这学生毕业后转为职业网球手，成绩不俗，但「顶级」却说不上。

有一次，在温布尔登的网球决赛中，大出观众意料之外，他竟然只花了约莫一个小时，就直落三局打败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康纳。一年之后，在某聚会中遇见他，我问：「那次你轻胜康纳，是怎样的一回事啊？」

他答道：「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真的不知道，只是觉得自己意之所至，得心应手，好像是在另一个『地带』似的。」（I was playing in a zone!）

Ashe所说的「地带」（zone）翻为中文，其意大概是「心手两忘的境界」。这境界一旦达到了，完全没有刻意为之，只凭意之所至，也许有点迷迷糊糊，但效果上天真潇洒，灵气涌现，显得畅顺而自然的。

个多月前的某夜凌晨，我躺在床上翻阅古书，半睡半醒的，突然间读到这样的记载：北宋时，书法大师米芾拜访苏东坡，相聚了好几天，大家谈的是「心手两忘」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那么有意思的话题，该古书只记下寥寥数语，使我整晚幻想当时情景，寻思苏、米两位前辈高人的对话内容是什么。

两年来，我自己就意识到，用心下笔的书法，写来总是有点斧凿痕迹，而自己比较称心之作，全都是不经意地写出来的。

我曾经把这个奇怪的现象对周慧珺老师谈及，她的回应是所见略同：她自觉也是骤然或一时间不经意下笔时，字写得最好。

这应该是个很抽象的哲理——不容易说清楚的吧。写书法时要用脑，而且脑子要想得很快。但用脑与用心显然是两回事。脑用以分析、思考；「心」是「制造」感情的。说要「忘心」，就是把感情自然地不渲不染地流露出来。刻意把「心」一用——不能「忘心」——就不免刻意制造感情，其效果总有点造作，「天真」也就谈不上了。

近来我每次练习书法，都试行「心手两忘」的法门。我发觉自己要「忘手」并不困难，练习几天就可以做到。但很不幸，要「忘心」就困难之极。我只可以偶然地在无意之间写出几个「忘心」的字；若刻意地去「忘心」，其「心」也，就更加难忘。我显然不是一个书法天才，因为我不可以忘心而不忘脑；一动脑筋，心就难忘了。偶有忘心之作，碰巧而已。

其实我也不应该妄自菲薄。历史上的书法家，绝大部分都是「碰巧派」。以大名鼎鼎的宋代四家来说吧。蔡襄绝对没有心手两忘之能。苏东坡手书的《黄州寒食诗》，显然是心手两忘的精品，但他有这样水平的作品甚少。黄山谷（黄庭坚）看来比苏学士高一个「马位」，因为前者的草书，差不多都能达到心手两忘的境界。至于米芾，则无与伦比：在书法历史上，似乎只有他一个人能把「心手两忘」之艺招之即来的。

少年时，我有一位打乒乓球的朋友容国团，数次跟我提及，他不明白为什么有时漫不经心，就所向无敌，但每当刻意求胜，就反而力有不逮。今天回顾，阿团也是个「碰巧派」，心手两忘之艺不能招之即来。一九五九年，在匈牙利的决赛中，他碰到一个大「巧」：荣获当年的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

凡是「手作」的造诣，心手两忘应该是最高的境界了。科学与文学，以及学说之创立，其成就与手无关或无直接的关系。个人认为，若要在科学上有点成就，重要的是忘心，但千万不可以忘脑。文学呢，心与脑——二者皆不可忘。

忘脑但不忘心的玩意，例子不多。我唯一想到的例子是：男女之间谈恋爱。纵观天下儿女情怀，不忘脑的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