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离港赴美，坐的是总统轮船，要航行十八天，单程船费三百八十美元。当时若乘引擎飞机，飞飞停停的，也得花三天工夫，单程一千七百美元，在当时说，是天文数字了。今天，喷射客机只需十二小时，单程为四百五十美元。经通胀调整后，今天的飞机票价大约是当年的四十分之一。如果把费时与苦闷的代价计算在内，今天比当年更觉便宜得多了。

一九五八年在加拿大多伦多，我因为在美国的哥哥生病而要打个长途电话到香港去，三分钟加币十二元（当时加币比美元值钱），而且要两天才打得通。今天，三分钟一元七角，即打即通。那是说，不管当年要经接线生的手，还要等两天，而又有听得不大清楚的种种麻烦，今天的长途电话费用，经通胀调整之后，大约是当年的六十分之一。

大概是一九五五年吧。香港的旧中国银行地皮出售，成交价每平方呎港币三百元，破了当时的地价纪录。今天该地的地价，经通胀调整后，大约上升了三十倍。

从以上的例子看，通讯的价格不仅急速下降，而且令人大感惊异的是，与香港的地价相比，其相对价格的变动，大约是一千五百至二千倍。求土地的增加，要担沙塞海，但通讯与交通的发达，是人类智慧使然。人类的智慧，比地球的创造者高明得多了。

我想到以上的事，是因为我此时身在美国西雅图度假，却还可以如常地「为」香港办公。图文传真要传就传，长途电话要打就打，每月的费用大约二万元。在夏天，西雅图的天气比香港好得多，而一般生活费又比香港的便宜，其价值的差距又何止每月二万港元呢？

世界轮流转。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古老名字，叫作旧金山。「金山」者，其地赚钱容易之谓也。四十年前，香港人认为，最好能在美国赚钱，回到香港享受。即使到了一九六九年，情况也差不多；我当时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年薪是美元一万七千，香港的朋友很羡慕，认为这样的收入可在香港大享其「受」了。今天的情况却是反过来，很多人认为最好在香港赚钱，到美国享受。

这个暑假期间，我是在美国享受，人却做香港的工作。是的，发达的通讯，可使人在江湖，身却由己。工作的地方与人身之所在，二者可以「配合」于地球两面的极端。不过，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很多、很多的人，跑到美国来，以长途电话之类「做」香港的工作。

科技的发达还有数之不尽的好处。今天，香港与美国两地不同银行的户口转帐，只需一个小时就办妥，比香港本土的户口转帐有时还要快。当年人造卫星的创造者，可没有想到这传达的用途吧。此外，计算机计算的准而快，使计算的成本下降了不知多少倍。我一位作生物研究而在美国大有名望的外甥，对我说，他今天用计算机协助研究工作，做起来时，比没有计算机之前的同样研究，起码快一百倍。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有趣的投资概念。人类的智能，可能永无止境，若知识产权又能有保障的话，那么投资于知识是上选。另一方面，有止境的资源——如地产——长线投资也是可行，因为世界人口不断增加。这是说，投资要在「有止境」与「无止境」的两个极端下注，在「中间」的就应该没有那样出色了。不知历史的投资回报率的统计数字，会否证明我这个论点？

我曾经提及，先进的科技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按钮」时代。这当然有其好处，但也有其弊端。凭借先进科技的人懂得如何「按钮」，但因为整天按呀按的，总不免少了一点想象力。最明显的例子，是今天儿童游戏，从思维、想象的角度来品评，跟五十多年前我们儿童时的玩意差得远了。

同样，通讯与交通的发达，大有其优胜处，但却少了往日——尤其是古时——的「罗曼蒂克」。试想，假若今天一个青年诗人有直追古人的才华，除非是「黐线」了，他怎样也不能写出「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或「雁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又或「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之类的句子了。

是的，我老是觉得，人与人之间，感情日渐减少，是科技发达后的一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