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信报》二十周年大庆，事前该报的林老总请我到高级的雅谷餐厅吃午餐，指明不能吃比较廉价的例餐。天下间真的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贵餐吃过后，林总说：“《信报》快要庆祝二十周年了，希望你能赠我们一稿。”我的回应是：“为什么你不早点说，好让我选龙虾吃！”

后来因为一些事，一些情由——我没有交稿。今天，《信报》的二十周年大庆之日过去了，而他们大吉大利的前景，来日方长也。

不幸的是我：因为没有交稿，耿耿于怀久之！然而，It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是西方人说的。

那么，就在这里谈谈《信报》吧。

据个人所知，《信报》是中国盘古初开以来的第一份学术性的经济报章。美国早有《Wall Street Journal》，英国早有《Financial Times》，其它的大国也有诸如此类的报章或刊物。只有我们历史悠久的古老大国，在传统上“何必曰利，只有仁义而已矣”之五千年文化中，有点胡里胡涂，以不曰利为美德，把经济的报道漠视了。当然，有关经济的定期刊物不是没有，但开门见山首创的是《信报》。

说是《信报》，其实是笼统之言；我应该说是笔名林行止的林山木才对。没有林总，《信报》会怎样，实在难以想象。这有三个原因。其一，山木一夫当关：他写的《政经短评》，抓着重点下笔，有一针见血之效，使读者有口皆碑。其二，山木相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理。即使与自己意见不同，但只要是有分量的文章，他就照登无误。还有，当年——十七、八年前——侯运辉与杨怀康的学术性经济文章，其它报章都视如蛇蝎，可是到了山木的手上，就视如至宝。《信报》今天被公认为一份甚有水平的知识刊物，有其因也。其三，山木办报很有专业精神，深知“百花齐放”与忠实报道的重要性。

说起来，我今天以中文写专栏略有小成，是始于山木的“发现”而亲自促成的。一九八三年，他明知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但还是“礼下于人”地邀请我动笔，替我起了《论衡》这个专栏名目，而且每篇稿子他竟然亲自处理。要不是他当年对我不成气候的文稿大声拍掌，我哪有胆量继续写下去？

是的，在我以中文下笔的一个小去处上，山木和我曾经是难得一遇的最佳拍档。我们大家都有信念，但没有成见；我们大家都愿意冒险，愿意尝试；我们大家都不滞于物，不管他人说什么；我们大家都认为文章之道是要简而明，要诚恳，而老气横秋是不可取的。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元老戴维德（Aaron Director）认为：学术性的文章没有市场价值，作者是应该单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下笔，不应该要求或期望政府或他人的资助。今天，由于《信报》的启发，我却认为戴老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任何文章也不应该期望他人津贴或资助的——“免费午餐”吃之无味也。错的一半是：他说学术文章没有市场价值。当然，好些学术文章是没有市场价值的，不过，这不能一概而论。与《信报》的交往，使我意识到：只要文章写得浅白，有趣味性，再深奥的学术言论也会有市场的支持。

我不妨夸大一点说，就算我今天被港大解雇，别无谋生之道，我还可以“卖”学术文章而谋生计。这是戴老不容易相信的。戴老不会相信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报》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