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港大教「产权经济学」那一课，在座的大都是快将毕业的三年级学生，我提到R.H.Tawney所著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理论，发觉没有一个学生听过Tawney的名字。我跟着提到Max Weber，也没有一个学生听过。我于是提出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Arnold Toynbee的观点，也没有学生知道Toynbee是谁。

我于是转了话题，问道：有谁可以背诵几首苏东坡的诗词？没有人举手。有谁读过一篇爱伦坡的散文？有谁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有谁听过莫扎特《弥撒曲》的Lacrimosa那乐章？……在座的学生都是毫无反应。

天啊！今天的香港学生在课余时间是做些什么的？我于是问：你们天天在打麻雀吗？他们摇头。在唱卡拉OK？他们也摇头。学人家赌马？也摇头。那么一定是玩「闪咭」了？哄堂大笑！

香港学生真的是奇哉怪也。他们对课外的学问一于少理，但又似乎对赌马、打牌之类没有兴趣。另一方面，从读书考试成绩的角度看，港大的学生是世界级。起码，他们当中有机会到外国深造的，成绩都很好。

课堂上的学问，与课外的一般学问往往是两码子的事。香港的学生优于前者而劣于后者。然而，学问的真谛，是以后者为依归的。课堂上的学问再高，充其量，也只可以算是一个书呆子。

我自己的求学过程，与今天的香港学生刚刚相反。少年在香港念中学时，我对课堂上的读物毫无兴趣，但「旁门左道」的学问却超人几级。后来在美国进了大学，才逼着学人家读课程上的书。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学校内的学问不重要。学校——尤其是好的大学——的学问是极其重要的。但大学对思想启发能起重要的作用，可不是由于课本或考试，而是因为可以找到高手老师指点迷津。好的大学的好处，是一个学生能在同时同地找到多个高手老师指导。

是的，在大学念书要追求，要忙得不可开交地找高手，拜师学艺。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拜高手为师，他们绝少要我读课本。他们鼓励我提出问题，然后指导我去找课本之外的读物来寻求答案。

我是要到了研究生阶段时才知道，写课本的人大都是不见经传的低手。以经济学为例，自马歇尔之后，写过「课本」的经济学高手只有一掌之数。这是因为课本上所说的大都是老生常谈的事，少有新意，创见更谈不上了。然而在课堂上，一般的学生见到没有「常规」的课本就不满意，认为难学，所以教授们为了避免学生的「烦扰」，就把课本规而定之。

在大学念书时，我读过的书籍数以百计，但认为可以一读再读的「课本」只有四本半。最高的是佛利民的学生为他所记录的讲义——那只能算是半本；次高的是人类学者Simpson所著的《The Meaning of Evolution》，其次的是Johnson的《艺术历史》，又其次的是Stigler的《The Theory of Price》，又再其次的是Samuelson的《经济学》。至于我在研究生时期，高手老师艾智仁写的课本，到今天我还没有读过。作为艾老的入室弟子，他的书我是不用读也可以替他写出来的。

是的，即使在大学生时期，我的阅读兴趣往往集中于课本之外的读物上。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Toynbee的《历史论》；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从老子的《道德经》到Wolfgang的《A Theory of Art History》；从Watson的《The Double Helix》到Dawkins的《The Selfish Gene》；从史密斯的《原富》到费沙的《利息理论》——我都读得废寝忘餐。假若我算是一个有点学问的人，那么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问是从课外读物学得的。

身为学生而攻读课外的书，当年我还要工作赚钱，以为生计。上课期间，每星期要工作二十小时，暑假则每星期工作五十小时。今天的港大学生，好些要替中学生补习而帮补家计的——这是他们值得赞赏之处。但他们课外的空余时间，应该比我当年为多。为什么他们对课外读物不感兴趣呢？

既不打牌，不赌马，又不玩「闪咭」，难道他（她）们天天「拍拖」去了？不是的。我认为港大的学生只顾「课内」而不顾「课外」的意向，是因为从小就受到什么教育署、什么考试局的约束，使他们养成单为考试而读书的习惯。单为考试而读书，是要花很多时间死记的。

还不止此也。他们从小要学「捉」考试题目，要学「试」考，也要坐什么地铁、巴士等等到老远的地方，找「名师」补习去也。从学问真谛那方面看，这一切都是世界奇闻！只不过人们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