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早上醒来，太太让我看一专栏（可能是因为文内提及我的名字），是潘国键写的《莫悔进入研究院》。该文是回应天恩写的《懊悔进入研究院》。顾名思义，此二文的观点不同。我没有机会读过天恩君的《懊悔》，但从潘君的《莫悔》中可略知一二。

天恩君似乎是说，他在研究院生活不好过，就业机会没有肯定性，前路茫茫也。潘君的回应是：从事学术的人要甘于澹泊，不应该因为受到挫折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双方所提出的都是重要的问题，双方都对，但双方都有商榷之处。我是过来人，想在这里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希望对后学的青年有点帮助。

我在研究院「混」了三十三年，到今天还没有后悔，可能因为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当年我决定深研经济学，是因为在几种自感兴趣的学问中，认为经济学的谋生机会最高。但在当时，从个人兴趣那方面说，经济学只排在第三位置——与哲学逻辑相若，但却次于人类学及艺术史。我算不上是一个很市侩的人（不能也，非不欲也），但「饭碗」却不能不顾。一九七六年，有了两个孩子，眼见美国每年有两位数字的通胀，而薪金的升幅远为不及，就逼着要局部放弃学术研究而做了几年收入高出好几倍的顾问工作。

当时我想，自己「澹泊」一点不打紧，但孩子们的起居饮食怎么办？那时女儿三岁多，进了幼儿班几个月，某天晚上她不经意地问：「爸，你有没有替我准备大学费用？」她不可能知道「大学费用」是什么——她显然是从幼儿班的老师那里听来的。我感到一阵心酸，就决定要多赚一点钱。

学术的确很有吸引力。它很有趣味，也会使略有小成的人对自己尊重而感到骄傲。不过书中也的确没有「黄金屋」。学术，尤其是深入的学术，很多时是没有市场价值的。要是政府不「乐善好施」，或富有的人不欣赏学术而随缘乐助，爱因斯坦的生活会很不好过。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愿意为学术作出牺牲。但这牺牲是有限度的。生活很现实。愿意为学术而作出某程度牺牲的人，不能不在学术兴趣中考虑「现实」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人误解，以为学术只是学院或研究院内的事。非也，劝人「莫悔进入研究院」的潘君自怨找不到学术机构容身，但他行文流畅、可读，比一般学院文人高明，而潘君的例子不算是很特别的例外。

是的，学术与学院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而醉心于学术的人不一定要在什么研究院谋生。在事物日新月异的今天，由于种种原因，科学的研究大都要进入研究院，但文学与艺术的深造就大可自由「发展」。博学如黄永玉、黄苗子，没有进过研究院就读，却大可在世界级的研究院任教；与市井之徒为友的李碧华、舒巷城，其文学功力在我之上。几年前香港大学颁发名誉文学博士给查良镛，有人见他不是学院派而加以非议。我当时的回应是：不颁发给金庸，难道要颁发给我吗？

长于学术而又能在研究院谋生，是锦上添花。但不能在研究院任职的，只要不被赌马之类的「闲情」困扰，大可在谋生之业外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每有会意，大可欣然忘食也。

我不同意潘君之处，是我认为从事学术的人，十居其九以上是不甘于澹泊的。我不认识潘君所说的严耕望教授与牟宗三教授，没理由怀疑他们的澹泊。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先生，其给后人的「澹泊」感就不大可靠。起码，陶前辈「曾」为五斗米折腰，而折腰后还要说什么「云无心以出岫」——若真的「无心」，他是不用说出来的。

潘君举例之欧洲的「澹泊」伟人，我更认为大有问题了。天文学家伽利略很「市侩」——他是与当时的教会「争饭吃」而被打下马来的。哲学家罗素，晚年的风流事迹，今天还被知者津津乐道。马克思生活潦倒，但恩格斯可以作证，他求财不得，是无可奈何的事。莫扎特以钱挂帅，平生赚过很多钱，可惜挥金如土，最后的两年不好过。画家梵高痴于画但卖不出，在生时不及他的市侩之极（近于骗子）的朋友高庚幸运。

人各有「价」，我自己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友好黄启阜听我这样说时，很不以为然。黄医生也许错看我了。不值钱的灵魂，要它作甚？我感到骄傲的，是自己的灵魂价格似乎比一般的行内人高一点。我甚至可能比陶渊明高一点：我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但五百斗米则作别论。

因为自己不够澹泊，我从来不鄙视为米折腰的学者。我鄙视的是那些沽名钓誉，在研究院中挂出一个学术招牌，故弄玄虚，「高深」得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学棍。

学术很有意思，但既不神圣，也不超然。有真材实学的学者值得我们欣赏；但学术是一个行业，从供求的角度看，算是一个市场，也有市场的不幸，而其中的骗子并不比一般市场少见。甘于澹泊是美德，但过于澹泊就往往成为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