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在香港盛行的衡量学术研究的准则来品评，我的经济学水平根本不及格。

说实话，经过评审才获得发表的论文，我平生只有一篇半。一篇是一九七二年在英国《经济学报》发表的《儿女产权与中国传统的婚姻合约》。另外半篇是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政治经济学报》发表的《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这后者只可算是「半篇」，因为评审员是朋友，还没有读清楚就告诉我将会极力推荐。

其它所有在英语学报上发表过的论文，都是应邀而写，不用评审的。这些对我「免审」的学报，一、二、三流的都有。我不喜欢把论文给人家评审。自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出来的文章，评审员只略看一遍就煞有介事地，说要改这里，要改那里，真是岂有此理！更何况，高手学者一向都懒于或无暇作评审员，而有时间作评审员的大都是缺乏创作才能之辈。所以若有人邀请文章，我就乐得卖个人情，送稿出去。有好几年，长期约稿的有几份学报，我就按自己对各篇文章的评比而分派出去。当然也有时为了朋友的感情难却，较好的论文会发表在名望较差的学报上。

我认为真正有分量的论文，发表在不见经传的刊物上也会受到重视；「冇料到」的论文，就算发表于天下第一学报，也只可能是得啖笑耳！高斯（R.H.Coase）那石破天惊而被举世推崇的《社会耗费问题》，是发表于当时只印行五百本的《法律经济学报》。维奈（J.Viner）大名远播，是由于他的《成本与供应曲线》一文。但该文在美国屡投不获发表，逼着发表在一本德国的学报上；后来在美国转载而大行其道。

今天，好些学府（很不幸包括香港的学府），衡量教师的学术水平，总是「数」文章的数字，发表的文章是否经过评审，而发表的刊物是第几流等等；内容如何则置若罔闻。也难怪有几位求职港大的教师，就力举自己在一流学报发表过的数字，使我啼笑皆非。

一九六八年，年轻的我，在芝加哥大学向一位前辈教授问及升级的准则。我问：「升级要有多少篇在一流学报发表过的文章？」答曰：「没有规定，我们主要是看文章的内容。」我再问：「那么只发表过一篇重要的论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不是的，连一篇也没发表过的也行。我们只要看还没发表的文稿内容如何就可以决定了。」

后来我知道，一位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职的朋友（A.Leijonhufvud）连博士论文也没有写完就连升两级而成为正教授，这使我心花怒放。那时我刚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几个月，就申请升为正教授，交出去的支持文章，只有短短的十一页。系主任（最近获诺贝尔奖的Douglas North）吃了一惊，跑来问我：「你没有其它的论文吗？」我答曰：「有的，但那十一页应该足够了。」后来该校的社会科学院院长见我只有十一页「文献」，就找一些校外的专家作评审，所得的响应是：「这十一页足够了。」

十一年来，我在港大当系主任，同事们的去留、升职，或聘请新人，我的衡量准则，连十一页也不要。我需要知道的，是他们有没有说过一两句创新而大致上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重要的话。同事们向我推荐任何人，我总是问：「简单地告诉我，这个人说过些什么？」

学术的衡量，以任何数字来量度其成绩的高下，都会有不良的、引人发笑的效果。要数文章的多少吗？「粗制滥造」之作会多得污染学术。要以发表的学报高下来「评分」吗？短而没有内容，但又似模似样的文章就会应运而生。要以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多寡作定夺吗？纵览性的文章不胫而走，而教授就会促使自己的学生引用自己的理论写论文了。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后，由于关心中国的问题，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经济文章是以中文发表的。这样一来，个人在一般衡量学术准则下，更为不及格了。衡量学术的君子们似乎是说，非英语发表的，就与学术无缘！对这种意识，我一笑置之。

但以中文写经济论文，读者大都不是专家，所以我写来力求浅白。于是有些人认为，不是为专家而写的文章，非学术也。这样，我的「不及格」几乎被降至零分。

不久前我发表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本小书，是积聚了个人十多年来对中国改革的研究而一气呵成地写出来的，写得很浅白；因为有整套的综合性，北京的朋友颇为重视。很不幸，香港的学术界以为那是「非学术」。这也可见用中文写、浅白、未经评审、由《壹周刊》那样大众化的机构出版，是学术的大忌。

一位三十多年前就认识的美国经济学者朋友，最近退了休，到香港来参加什么学术会议的，知道我近十年来以中文下笔，就好奇地叫一位懂中文的朋友口译我的「革命」小书。他听了一整晚，离港前给我电话，滔滔不绝地为那小书说了个多小时。那真是少「听」多怪了。

后记

此文发表后，香港的大学变本加厉，教师的研究成就以数文章计，每个学系都由「中央」设立评审委员，把每种学报评高下。

听说有一年，我的学术成就被香港某委员会评为零分。得个零分，破了世界的学术「成就」纪录。学术的成就本来只能由历史判断。历史将来怎样看我，我不知道，但总会看一下的吧。等不了那么久，先创一项纪录也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