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生命，可惜在生理上，生命只有一次。谁说死后十八年又是另一条好汉？但创作的生命，却可以有两次。且听我道来。

话说几个月前，到科技大学作客座教授的叶孔嘉与太太到我家来作客，大家一见如故。叶老兄是我的前辈。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念书时，他在邻近的兰克公司做研究工作，但咫尺天涯，我没遇见过他。当年，他的大名如雷贯耳，而我又拜读过他与刘大中合着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

想不到，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我们终于在香港会面了。叶兄的太太在香港学国画，她的老师开师生画展，我和西崎崇子去剪彩，剪后叶兄走到我的面前，自我介绍，我一听大名就为之惊喜。当他提到我的恩师艾智仁是他的多年老友时，我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晚餐之约是很自然的了。

叶兄谦谦君子，也很健谈。晚饭时他开始谈的，是从我恩师艾老那里听到关于我学生时期的往事。这使我感到兴奋，因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作学生时有那么多「典故」。艾师对学生一向是弹的多，赞的少。我要到博士论文临近完工时，才听到他说一句赞许的话：「我认为你是可造之材，所以对你的要求特别高！」仅此而已。想不到，他在我背后会把我捧到天上去，而且还把我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记得那么多。他日有缘，我会在艾师面前笑谈他在我背后说我的话。

叶老兄说罢他听来有关我的学生时期往事，转谈他来港一年中所听到的关于我的「近代史」。道听途说，当然不可靠。而叶兄说的都是「好话」，没有「坏话」，应该更加不可靠了。一向不滞于物的我，明知不可信，听来还是感到飘飘然。难怪以隐逸知名的陶渊明，也要想入非非地写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与周旋」。

餐后畅谈良久，夜了，大家站起来，向门外那边走去，叶老兄突然严肃地问：「今后你打算做什么？为什么不多以英语写文章，想一下诺贝尔奖的事？」

我想了好一阵，回答道：「我开始老了，科学上的创新我应该无能为力，但好些我在以往想好但还没有下笔的观点，我希望能在六十五岁之前以文字表达出来。这以后呢？我打算在艺术上找寻我的第二生命。」

可能是史德拉（G.J.Stigler）给我惹来的「祸」！已故的史氏不仅是经济理论高手，而且还是经济思想史的专家。他曾经作过统计，在经济学历史上，没有谁在五十五岁之后能有重要的创新之见。今天我已近耳顺之年，即使上帝对我特别仁慈，也不可能还有奇迹。

是的，我少年时的过目不忘，早成陈迹；壮年时在科学上的思如泉涌，近几年不知躲到哪里去。在经济科学上我还可以做出的贡献，应该只是动笔写下若干年前我想到了而还没有写下来的观点。

然而艺术却大为不同，可以到很老的年纪才有大成。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了。朱屺瞻到九十岁之后才在绘画上得享盛名；今年一百零三岁了，还是「挥毫落纸如云烟」。法国印象派的绝顶高手莫奈，八十岁以后的作品最值钱。张大千以晚年的泼墨而留名画史。齐白石六十岁才开始全力以赴地绘画；黄苗子也是到了六十岁才开始在书法上下苦功。孙过庭说：「右军之书，末年多妙。」

我认为艺术的生命，可以活到很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艺术不重视记忆力，更不重视逻辑推理；其二是艺术着重感情的表达，而人老了，感情会变得比较稳定，比较真诚，也比较温暖。比起年青的人，老者的感情表达来得厚而纯，好像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一阳指似的。

我于是认为在艺术的第二生命上，我可以在港大退休后向两方面争取。其一是从事彩色抽象摄影。六十年代初期，我始创抽象摄影，搞得很过瘾。但那时搞的是黑白，今天彩色的科技比二十九年前进步，大可再尝试也。其二是向书法那方面打主意。根据几项统计，书法可以延年益寿，而右军的「末年多妙」更吸引着我。三年前我就幸运地得到三位大师的指导，勤攻书法，可为退休的「玩意」打好基础。

我认为人的生命，不是李白所说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而是很真实，很宝贵的。说来不幸，生理上的生命的确只可能有一次。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创作的生命却可以有两次，甚至更多的。

生命既然那样宝贵，创作的第二生命，是非争取不可的了。

后记

时光只解催人老！屈指一算，在书法艺术上我已经下了十年的功夫。三年前上海中国画院封我为画师，给我一点成就的界定。四年前见自己在书法上的用笔渐趋大成，很想尝试一下水墨画，但遍寻高人指导不获，也就算了。

彩色的抽象摄影呢？什么计算机、数码等科技，今天淘汰了我所知的摄影。日渐黄昏，懒得再学新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