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社会，要真正地享受自由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自由的定义，从来都不是指绝对的自由，而是指有约束、有局限性的自由。道理很简单：社会是众人的社会，某一成员若拥有毫无约束的自由，其它社会成员的自由就会受到侵犯了。这是产权经济学的出发点。

不久前在《壹周刊》看到「民主等于自由」的言论，不禁摇头叹息！我不仅不同意「民主就是自由」，即使佛利民所说的，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会带来较多的自由，我也不同意。谁说共产政制是没有自由的？昔日的毛泽东与四人帮，在中国不是很有自由吗？我想不到在今天的香港或美国，有谁的自由能胜于昔日的中共高干所拥有的。

我们说在暴政之下没有自由，指的不是暴君，不是暴君之助手或宠臣，而是指暴政下的蚁民而已。我们只能说，不同的政制有不同的自由，但我们无从衡量，也无从排列，不同政制的自由「量」。

众人都说：「言论大可绝对自由。」这是胡说八道。言论的自由，也是以不侵犯他人为局限的。在私产的制度下，言论确比共产的自由得多。这是因为在没有私产的制度下，人们以等级排列权利，言论触犯他人的机会就大大地增加了。房子是我的，你说我坏话，无伤大雅，因为房子还是我的。但假若房子是国家的，我靠辈分等级来享用，你说我「思想不正确」，对我的等级排列有影响，我可能连享用的房子也失去了，我怎会不加以反对，怎会不设法约束你的言论自由？

众人又说：「宗教信仰大可绝对自由。」这也是胡说八道。他相信他的，不相信我的，那怎成？共产政制不容许宗教自由，理所当然，但就算是以「自由」见称的香港，宗教又何尝绝对自由？不同意的朋友，不妨到教堂听听牧师或神父的教导吧。要是宗教真的可以绝对自由，《圣经》中是不会有「十诫」的。

较少人说，而有时却可以办到的，是思想的绝对自由。仅仅用脑子思想，半句话也不说出来，应该是可以绝对地自由了吧？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实际上，「纯」思想也往往受到他人思想的约束，缚手缚脚，有时寸步难行。当然，有时一些人可以胡思乱想，思想自由之极，不过那是近乎「黐线」的那一种。

不受传统约束而又算不上是「黐线」的思想自由，海阔天空，独自魂游，其舒畅之情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曾经有两次这样的经验。

第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在摄影上我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处理光的办法。自己每天跑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园林去，天马行空地独自遐思，在思想中为所欲为。每得一作，就拿给当时几位拜我为师的徒弟过目。这些徒弟看得手舞足蹈，但无论怎样教导，他们也不能依我之法从事。后来他们也自创新法，成为今天美国加州的摄影新潮派。

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初期，我把产权经济学的「租值消散」理论倒转过来，创立了「价格管制理论」。这一「倒转」，前无古人，不受传统的约束，思想来去自如，如入无人之境。与我一起倒转来思索的巴塞尔（Yoram Barzel）与诺斯（Douglas North），今天已成为经济学的大师了。

人是万物之灵。脑子可以思想，可以推理，是亿中无一的机缘巧合。这思想一旦摆脱了传统上的约束，其舒畅之情自成一家，妙不可言，使思想者有不负此生之感。试想，在广阔无边的思想空间里遨游，他人怎样想与自己无关，彷佛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世界，那岂不是尽善尽美哉？

不过，美中的不足，是这个世界使人感到很孤独，有时觉得寂寞得怕人。所以，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思想世界中，每过一段日子，我就不能不跑回世俗之处，与知交朋友畅谈自己在另一个世界所想到的事。这好比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进了桃花源之后还再要跑出来。虽说「不足为外人道」，但还是要为「外人」道个不休。

到头来，这岂不是没有绝对的思想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