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我曾再三为文提过这样的事：中国大陆的体制改革，是到了比较困难的境地了，所以若要继续改进，有震撼性的决策措施是需要的。我当时指出这些大手笔的措施，包括解除外汇管制，解散国家职工，以及将土地出售等。在那时，有不少朋友认为这些是不可能的事，只不过妙想天开罢了。我虽然没有他们那样悲观（正如佛利民所说，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但也总觉得这些建议过于大胆了；实现的希望有点渺茫。

希望之为愚妄，正与绝望相同——是罗曼罗兰说的。所以，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中国大陆以卖地的方法来帮补基本建设的费用，也可减少及简化那些左抽右抽的税项；而更重要的还是，以此来推行私产制度。没想到，过了不久，深圳邀请我到那里讲述卖地的方法。在那次谈话中，我指出土地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在于土地的本身，而是在于土地使用权的界定，以及从这些权利所能得到的收益。因此，在卖地之前，他们要花一年以上的时间去搞好一套土地法例。目前，他们的土地法例还是不够完善的；但去年十二月一日，深圳第一次公开拍卖土地了。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我想，能见到「共产」中国出售土地的创举，总算不枉此生。

且让我先说一段闲话。在深圳拍卖土地的前两天，当地的两位朋友到香港来找我，说他们没有拍卖官所用的木锤，问我在哪里可以替他们找一个。我说，若找不到，用铁锤也别开生面，无伤大雅。我又说，不知道拍卖所用的木锤是否与法庭上法官所用的一样，要是一样的话，我倒可以到法官朋友那里偷一个来。他们一笑置之。隔了一天，我在香港电视上看到深圳准备应用的拍卖木锤——他们终于找到了，使我如释重负！

内资必胜是可惜的

去年十二月的深圳土地拍卖，外资机构可参加，但必须用在深圳注了册的公司之名义下注。在那次拍卖的前两天跟深圳朋友闲谈时，我问：拍卖的价格是用人民币还是用外币的？答曰：当然是人民币。我喟然而叹：那么内资是必胜了，真可惜！为什么内资会必胜呢？理由很简单。在明目公开的拍卖上，外资付的是人民币，胆子再大也不敢从黑市换取人民币来结帐；付钱时外币一定是按官价汇率计算的。但官价汇率比黑市汇率相差几达一倍，而内资所用的人民币，并非以外币按官价兑换而得的；因此一元就是一元，亦即是人民币的「黑市」币值了。这样，怎会不稳操胜券呢？

深圳土地拍卖的结果，支持我对「内资必胜」的推断。虽然外资机构有报名参与拍卖，但到临场举手叫价时，他们却不见影。这可见经济理论的推断与其它严谨科学的推断，是不相伯仲的。

我认为内资胜出是可惜的观点，说起来，还是另一回事。中国大陆的体制改革，往往是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一步。试想想，若内资获地，北京当局大可改变初衷，将卖出了的土地收回成命。但若外资胜出，政府要反口，或要增加土地使用的约束，就会引起广泛的反响了。在中国大陆下了注的其它外资机构会触目惊心，谋求退策，而还未下注的外资就会望门却步了。这是说，以卖地推行私产制度是大陆体制改革应走的一大步，而这一步，如果外资获地，发生变故的可能性一定是较小的。

最近，上海又打算拍卖土地了。这一趟，外资公司不仅可以不在上海注册也能参加，而且外资获胜的机会是比深圳那一次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在上海新近的发展中，外资能比较名正言顺地以自由市价兑换人民币的机会是增加了：黑市转灰而几近于白。那里快将成立的外汇交易中心，似乎比深圳现有的外汇调剂中心有较多的自由。在目前我还没有全面的可靠资料；虽然时间急迫，但说不定，到了卖地之日，外资能以近乎自由市价的汇率兑换人民币。我衷心希望外资能在上海一鸣惊人。

几个重点不可忽略

中国大陆拍卖的土地，并非年期永久的。这不重要。没有永久年期，可以施行私产之实而又能保持土地国有的形象（正如租了房子，房子还是业主的）；在体制改革期中，我们难以苛求，不要坚持中国大陆的土地所有权要像美国那样的。香港的土地权利也有期限，到期之时补地价可也。重要的是年期要够长，使投资者大胆下注。这一点，北京的执政者是明白的，不用我们关心了。（上海这次拍卖的，工业地年期四十，商业地年期五十。）

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另外几件事。第一，大陆因为政府要养的干部太多，加上各种贪污、浪费，在财政上有困难。卖地所得，如果用之以养干部增加特权利益，那么中国土地再多，卖地也只如担沙塞海，无补于事。所以我认为，政府最好能预先指明卖地的收入，日后可以作什么用途；然后坚持资金用途不变，或要将这资金转作别用时，事前务须用严谨的衡量准则来取决。

第二，中国大陆目前对土地的转让权有多种约束，实在是不智之举。例如，去年十二月深圳拍卖的土地，未经建设的不准转让；而建设后，将物业（房产）出售时，应得的利润又规定不能超过投资成本的百分之十五。我曾经指出过，马克思理论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谬误，是资产转让时的赚价被视为不劳而获的收入；所以中国大陆不仅反对赚价，也反对资产自由转让。在拙作《资产转让为何重要》（见《再论中国》）一文内，我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资产的自由转让有百利而无一害，而转让的赚价，是对冒风险者的一种补偿及眼光独到的投资者的一笔正当收入，于情于理是不应反对的。当然，就投资而言，幸运或倒霉的成份是存在的；但我们无从分辨何者为幸运或有本领，何者为倒霉或低能。

土地的转让越自由——这自由包括自由赚价——拍卖所得的地价也就一定越高。那是说，首先在土地上赚价的，不是他人，而是政府当局。政府又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难道那肤浅的剩余价值的谬误，真是驱之不去？上海这次卖地，对转让权的约束似乎是较深圳的少一点（有关详细规例的资料我尚未取得），是有了进步，但无谓的约束还是存在的。上海既有改进，深圳不会后人；据说深圳正在考虑放宽土地转让的自由。这是健康的改革竞争——希望这种现象能在大陆一般化。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土地的私产化明显地与目前中国的宪法有矛盾——其它不少事项也有矛盾，但将土地卖给私人或私营机构是最为明显的了。所以北京当局打算在月内修改宪法。这宪法曾经修改过好几次了。虽然再修改是反映体制改革的有所成就，但宪法改得多总有问题。我担心的是，这次修改所带来的效果：不能进一步、大胆地进行私产制度。四个坚持的阴影仍在。这次改了，过得几年，中国有更大的改进时，宪法又要再考虑修改了。如此下去，宪法的存在会阻慢了体制的改革。

因此，我在这里要作一个与法律原则不协调的大胆建议。中国这次的修改宪法，在某些事上，不要写得太「实」、太明确——文字上高技巧的「不明确」，可以容许多方面的体制发展。在体制改革的过渡期中，宪法不太重要，而灵活的「不太明确」的弹性，在这期间是大有用场的。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头头是道，看准了私产制度大有可为时，把现有的概念上的谬误抛弃，那就来一次宪法大修改，明确地肯定私有产权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