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年前，我在信报发表了《稿费之谜》，指出香港的报章杂志的稿费低得离谱，使一些颇具才华的作家难以靠笔杆糊口。该文发表后，反响奇佳。不过，自己对多种不同市场研究了几十年，对于这个几乎是「有市无价」的文章市场竟然作不出较有分量旳解释，未免耿耿于怀。据一般的报道，近一两年来香港的稿酬是提升了，但职业作者之中有些还未有资格只拿着身分证到银行去借几千块钱。辱之为甚，其可「更」乎？

近几个月来，不仅香港的刊物增加了，而台湾方面「解禁」后也同样增加了文章的需求。有不少写作的人对「稿费之谜」又再产生兴趣，希望我能为此再多写一篇。我对香港的文章市场是大感兴趣的（凡是难以解释的市场现象，我都有兴趣），既然自己解释不了，只好妄加推论，若能引起一些识者提供一点宝贵的意见，也是好的。

先从一些事实说起

虽然香港的文章市场令人难以明白，但有关这市场的一些事实，却很明显，而又易为众所认同的。兹举出十种事实如下：

（一）有一些香港的作者——例如金庸、林行止、倪匡等——是靠笔杆而获得甚为可观之收入的。但这些人不过一掌之数。例外不谈，照常理而论，下过深入调查研究的文章，稿酬应该较高。但一般而言，在香港，以较大的投资来写文章，稿费的增加得不偿失。

（二）每月能获稿酬三万港元左右的作者，也有几个，但他们每天的文字产量大得惊人！这些作者是近乎天才了，但因为无可避免地粗制滥造，文章的质量就大打折扣。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天才，假如每天只写几百字，就必然产出上好文章，但市场不鼓励「慢写」，却是事实。

（三）可以单靠写作维生的——月入一、二万港元的——大约有三数十人。这些人每天要写三、四个专栏，也算是准天才了。他们的「缺点」是：下笔还不够快！

（四）有很多作者——人数在一、二百之间——不是单靠稿费维生的。他们当中有才华令人佩服的，若在美国或日本，同样才华，大可以写作为专业而得到可观的收入。但在香港，他们就不敢冒险而为了。

（五）有一些作者，是没有稿酬也乐于过一下发表文章的瘾。因此，象征式的稿费——每千字几十元——有的是。文章多非上品，但也不一定是低劣的。也难怪一位报章老板对一般低稿费的解释是：即使稿酬低，供应稿件的仍大不乏人。

（六）很多作者——可能十之七、八——认为刊物的读者是多是少，关系重大。读者多的刊物，他们愿意「减价」，而读者少的就要大讲稿费了。所以未「成名」又未畅销的刊物，要奇兵突出，在香港不容易。

（七）香港的学院，对教师升级时的文章衡量准则，多计量而少计质。在《九十年代》、《信报月刊》、《明报月刊》等刊物发表的文章，也大可以计在学术发表之内。我不敢低估这些刊物的价值，但在欧美，发表于大众刊物上的文章，因为不够「专」，大学的教师一般都不敢把这种文章放进自己的资历表内的。香港学者在大众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比重，远超我所知的其它地方。虽然这些「讲师」作品不一定有市场价值，但由于讲师可以藉此而向大学交代，他们对稿酬就往往不斤斤计较了。

（八）以一个城市而论，香港的报章及杂志之多，应该是世界之冠！另一方面，能获利丰厚的中文刊物，在香港不多见。赚钱的可以赚很多，而亏本的也亏得惊人，以至有两极分化的现象。但因为有大钱可赚的例子，前仆后继的报章杂志数量，也是超人一等。

（九）香港人的生活永平，是近于先进国家的了。阅读刊物的主要费用，不是刊物的价格而是阅读时间的机会成本。香港人的时间越来越宝贵，所以阅读的费用越来越高。高的阅读费用——尤其是专业人士的——当然认为要有高水平的刊物才值得阅读。

（十）香港的中文刊物的水平，比起日本、欧美及甚至台湾的刊物，相去颇远。这不是有意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香港刊物的稿酬或记者的薪酬成本低。不多作调查研究而又要每小时写一千字以上的文章，就是苏东坡复生也无可奈可。事实上，考虑到文字成本之低，香港有几份中文刊物算是好得出奇了。

低稿酬的经济理论

以上提出的十种事实，大致上是对的吧。对低稿酬这个现象作解释，一个重要衡量的准则，是有关的现象不能与理论的解释在逻辑上有矛盾或冲突。在科学方法论上，除了要解释或推测现象的发生，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将有关而不同的事实安排各适其适，既没有冲突，也没有插不进去的与之有关的事实。那是说，理论好比一个特别镜头看世界，看得矛盾百出，就要换镜头了；一个把事实看得并无冲突的镜头，不一定是对的理论，但却是有用的理论中的一个必有的特色。

对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一个处理的办法是，先将几个或多个有关的事实罗列，然后试以砌画块的办法将它们砌成一张可以被接受的全图。这并非以事实来解释事实，而是以事实协助理论的启发。用上述的比喻来说就是：把事实罗列了，然后通过特定的镜头将事实安排，是个探索理论的法门。

以低稿费的现象为例，一个理论解释，是香港的读者根本没有高成本文章的需求。这也是那所谓「香港没有文化」的观点了。但香港的专业人士众多，阅读时间宝贵，而香港多量刊物的总成本并不后人。另一方面，在香港，求知若渴的人多的是！不管「文化」是何方神圣，香港为什么没有较高成本的文字呢？

或者说，香港既然有学院讲师以及要过一下发表瘾的人，可以不论稿费，所以稿费就低下了。这也是「同样低稿费，但供应文章的大不乏人」的观点。不过，不计较稿酬是一回事，出版者竞争取稿却是另一回事。稿费（或任何价格）不是由「斤斤计较」来决定的。文章不值钱，斤斤计较毫无用处；作者被竞争需求，可观的稿酬是用不着作者开口的。「你不写有人写」的观点，是在「量」与「质」上有了混淆。香港作者虽多，但因为稿酬低，大有心思而又可读性高的文章并不多见。

又或者说，香港作者的文字水平低，要写好文章也写不出来。香港学生的文字水平大有问题是事实，但大有才华的作家却也不少。能在一小时内写二千字以上的大有人在，而写「怪论」的人又何尝不是准天才了。香港显然不是没有作者写得出好文章，但很多可以写得好文章的作者，却因为稿酬低下而被迫以「行货」交差，或索性不写。

如此这般的理论或假说，我可以一下子再举十个八个，但要与事实没有矛盾的就不容易了；这是两年前我写《稿费之谜》的原因。思前想后，我认为与事实没有冲突的，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假说。那就是，香港从来没有一个中文出版商，曾经重下成本与市场赌一手，搞一份高水平而又可读性高的刊物。这不是说没有人在出版上下过大注，而是没有人下大注向高水平那方面进军。这也是说，搞出版的人低估了香港人的时间价值及他们对知识的需求。

且让我用几个外地的例子来说明我指的是什么刊物。有一份大有名望的美国杂志（一下子记不起名字，可能是《商业周刊》），在香港长驻一外籍记者——每年费用应是港币数十万元了。这位记者有一次找我，作两小时的访问，后来该杂志有两句提及我，该记者就高兴万分，把这「两句」带来给我看。我问她在香港工作，不断写稿，每年刊登出来的有多少。她说不过是她写的十分之一，但也觉得很称职了。

美国《财富》杂志的一位编辑告诉我，他们很多时分五组人，搜罗资料作五个不同的封面专题，但能被采用的只是其中一个！台湾的《天下杂志》，一个记者的月薪万多港元，但只贡献二、三千字。日本有三份畅销的经济杂志，每期的文字成本起码在港币二百万元以上。在欧美的很多刊物，雇用文字编辑，将作者的文章大事修改，与作者反复切磋，务求通畅可读。诸如此类的例子，在香港的中文刊物中我们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当然，香港的文章市场不及外地的那样广大，但外地有不少销量很少的刊物，其文字成本也远超香港大名鼎鼎的中文刊物的。另一方面，香港英语的《远东经济评论》，在香港只发行九千本（在远东一带二万多本），按字数计算，其文字成本却高过任何中文刊物十多倍。但《远东》的盈利却比任何中文杂志高得多。

以香港中文刊物没有尝试过用高出现在成本好几倍的文字跟市场赌一手作假说，来解释香港的低稿费现象，是指市场的判断有错误的经济理论了。这样的理论由一个专于价格原理及极力主张自由市场的人提出来，可算胆大包天，难以置信。但在短期内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一个「没有出版商敢尝试」的假说，与我所罗列的十个事实，半点冲突也没有。

这就引起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要将这个假说付诸考证，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香港试办高水平文字成本的中文刊物。要是这种刊物亏本而倒闭（一份刊物倒闭不足以为证，可能经营不得其法，但好几份也倒闭就无话可说了），那么这个假说就是错了的。但如果一份高成本的中文刊物赚了钱（赚少钱还不足以为证，要赚得大有可观才足够），这假说就有点分量。

理论是，高文字成本的刊物之所以能赚钱，是因为专业人士的时间宝贵，若能争取到这些读者，广告商就会跟着重视——外地的经验是支持这观点的。在竞争下，很多其它刊物就站不住脚。刊物的数量会减少，但有分量而又可读的刊物会增加。作者稿酬的高下也会比现在有较大的差别。这样，上佳的作者或记者，可以每天写三几百字而安居乐业了。

有谁敢在香港的中文刊物市场上下赌注？亏本可不能怨我！

二○○三年后记

此文发表时，香港的出版商有以重资搞刊物的趋势，而过了不久，稿费也开始明显地上升了。以重资搞刊物有成功的例子，但多有破产的。成功显然需要很大的资金。这几年来国内的稿费急升。那里的市场很大，文章有价，靠笔杆为生计的人是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