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去世的中共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临别赠言，于去年十二月作了一次关于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讲话，主要的内容，是抨击大陆机构近几年来争着到香港来「捞一把」，搞乱了经济，损害了大局的利益。他的措辞生动精彩：

「（共产）党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但内地一些到香港经商的行号以至个人，相当混乱，在外贸的规划之下，抢去原来在香港经营的企业货源，自相『残杀』，致使产品价格下跌。这种不顾大局，只顾眼前利益的『捞一把』，是不合党和国家政策的。成为问题的『水货』也是『捞一把』的具体做法。还有一些从内地出来的公司，甚至在港英那里互相告状，打起官司来，这难道不是在损害国格？」

许氏这里的经济观点，既不是马克思的传统，也和现代经济学扯不上关系。那是一门少见的特权经济学的观点，代表着特权利益的维护与自由市场之争，正好反映出中国大陆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

自从一九八五年深圳发生了那所谓「菜农事件」之后，我就想在这重要特权贸易的问题上下笔，但因资料收集不全而未果。现在许氏既然将特权贸易的维护一般性地提出来了，那我就不妨一般性地加以分析。

特权与开放冲突的大略

一九七九年之前，中国大陆还未搞承包责任制，更谈不上私营或独立的机构了。在那时，大陆虽然闭关自守，但外汇还是需要的。于是，货品的对外贸易就全部由「国家」操纵，以非私营的特权组织与香港的「爱国」商人成交，久而久之，这些港商就有了一种与大陆贸易的特权，也就是专利权了。而所有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或外币的内汇，要经过中国银行的机构——这银行也就垄断了大陆的外汇交易。

一九七九年以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使不少外资与外商对大陆有兴趣；外贸与日俱增。但以外币跟大陆购物还是要经中国银行，议价还是以官价汇率为依归，而与大陆有多年良好关系的港商，大致上还能维护他们历来的专利。过了不久，新兴的「皮包公司」与国内较有独立性的单位，力争上游，但焦头烂额的例子却数之不尽。另一方面，开放导致了不少新的产品贸易，但有利可图的，往往要以「爱国」为大前提，所以「爱国」的人越来越多，而新的产品又促成了新的特权。北京当局也乐于以利益之惠搞统战，而高干和高干子弟也就从以往的「后门」转到贪污的途径上了。

一九八四年有一个重要的新发展：人民币对外币的官价汇率与黑市汇率迅速地分离，以致二者相差达一倍以上。在这个情况下，用官价汇率跟大陆做生意，就好比广东人所说的「执输行头，惨过败家」。于是，水货就纷纷涌现于香港了。所谓「水货」，就是跟大陆购物的人用直接或间接的办法以黑市汇率成交所得的货物。这些办法，包括以黑市兑换人民币结帐；或在大陆卖货，以所得的人民币购物；或以外币成交但用各种办法使大陆的卖方能多获外币；或以货换货的办法成交。总之这些直接或间接的办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令人叹为观止。这也反映了这一事实：市场只不过开放一小半就大显神通了。我当时不免为之喝采。

「水货」威不可挡！中药如当归、玉桂之类，在香港的售价下降百分之八十——这使南北行的「正规」大陆药材代理商几濒破产。深圳的蔬菜，经新起的港商输出的，不仅是「平」（便宜），而且「靓」——次货则由国营机构「正途」运港。而我自己与一群学生于八五年初的（农历）年宵在街头卖桔，被水货杀得片甲不留。香港的「正规」商人大受打击之外，中国银行及大陆以往的外贸特权利益，同样受到损失。这就导致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北京当局将下放了的外贸权力收回成命：从那一天起的两年间，深圳被弄得奄奄一息。

收回下放了的外贸权力，得益的不仅是某些港商，不仅是中国银行，而大陆的经贸部、人民银行及以往的一些特权分子，又再抬起头来。北京的酒店门庭若市，而广州及深圳的酒店，却一蹶不振。外商做生意又要跑到北京去了。这特权的维护，毕竟与开放政策背道而驰，是难以长久地经得起竞争的压力的。要图利的人，应付的方式层出不穷；而较有办法的大陆单位，就索性到香港自立门户。近两年多来，大陆在香港所设立的大大小小的公司，数以百计；而大陆在香港下注的资本，据说要比所有投注于大陆的外资总数还要多。香港命不该绝，但这也引起上文所述的许涤新的「特权理论」。

大家「捞一把」对社会的贡献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大陆体制改革的言论中，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观念：为国创汇是重要的。这观点有好几点谬误，而其中两点与维护特权是有关的：第一，他们所指的创汇，只不过是特权机构或政府的直接外汇收益，其它经营机构直接或间接地所赚取的，却不被重视或甚至忽略了。第二，在贸易的竞争中，大陆一般民众所获得的利益，也被特权分子视若无睹。

要以实例来解释这个创汇的谬误，最适当的例子应是三年前的「菜农事件」了。在那时，深圳的菜农与一些新入行的港商，违反了议订的规限，见有利可图就「过量」地耕种，将蔬菜「过量」输港。这使得香港的蔬菜市价暴跌，而在需求弹性不足的情况下，大陆从蔬菜出口所获的外汇是下降了的。跟着，一向获得特权利益的香港菜商理直气壮地反对，赢得北京的支持：深圳菜农要约束生产，而租与新起的港商的农地就不打算再续约了。

然而，从经济的角度看，深圳之所以多用农地种菜，是因为种菜会比耕作其它产品的收益为高——即使菜价暴跌也是较为有利可图。若农地不种菜而被逼转作其它农作用途，那么同样或类似的农地，在边际上的生产收益，菜地一定会比非菜地的为高。如此一来，总农地的生产收益就一定有所不逮：农作物如要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值，同样农地用作不同操作时，其边际上的收益应是相等的；而在自由市场上的自由选择中，这样的效果是必然的。这是经济学上有名的「边际生产理论」的第一课。

禁止或硬性地减少菜地，菜的总市值与外汇可能增加，但菜地之外的其它农地收益就一定减少了，而前者的增值决不足以弥补后者的损失。假若深圳的农民能自由「选」种，自由外销，蔬菜的市值下降使外汇的受损，可能不及其它农产品的外汇增加。就算是后者不能弥补前者——其它农产品可能不输运出口——农地的生产总值也一定会增加的。外汇虽减，人民的生活、储蓄的能力及投资的意向，都会因为自由「选」种而改进了。

农地如是，其它所有生产资源也如是——人力资源当然不会例外。不管是限制农地、禁止出口、压制水货、管制配额、规定批文、约束外汇留成、管制汇率等等，都有类似的、资产使用边际收益不相等的不良效果。维护特权经济利益的社会代价，可以高得惊人。

结论

在中国大陆的改革过渡期中，对特权利益的维护，是最大的障碍——这一点，我说过很多次了。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指出在外贸上特权的障碍——其它的不在题内。有些特权分子老气横秋，高举四个坚持；但也有些是大好商人，以服务赚钱为己任。问题是，在大陆的体制改革中，很多以往得益者是无可避免地受到损害的，我们不能期望这些人能深明大义，真的以社会、国家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我曾经大胆地建议将一些资产权利干脆地送与他们，作为取消特权的交换，不过，这比拍卖土地或解除外汇管制更需勇气了。但若北京真的有勇气，更好的办法是干脆地取消特权。

比较缓慢而可靠的办法，就是让市场竞争的压力逐步将特权削弱。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而大陆的大大小小的单位到香港来「捞一把」，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竞争压力罢了。至于许涤新认为「内资」在香港打官司是有失国格，无非是说他自己根本不知法治为何物，令人尴尬。

近半年来，因为台币升值及蒋经国的「探亲」政策，不少台湾的「好利之徒」也跑到香港来「捞一把」。这是香港之幸，也是中国两岸之幸。有朝一日，若台湾的商人与大陆的单位在香港打上官司的话，那么，时代的进步就更为肯定了。到那时，香港的法庭总不会没出息地看风判案的吧。

二○○三年后记

「水货」有两种定义。其一是非正规代理的商人进口外国货，例如进口日本摄影机，在香港的售价比代理商的为低。其二是本文所说的、以黑市汇率进口的「低价」大陆产品。前者今天还有所闻，但后者则因为黑市、灰市、白市的人民币汇率没有多大分别，去如黄鹤矣。特权利益也相应下跌，只在几个重要的国营行业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