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卖桔者言》出版了十六年了。那是《信报》林山木替我发明的一个名为《论衡》的专栏的第一组文章的结集。《卖桔者言》是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是从明人刘伯温（一三一一——一三七五）的《卖柑者言》这个名目借过来，改一个字。与刘前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卖过柑，而我却真的卖过桔。

《卖桔者言》是我出版过的十多本书中最畅销的。《信报》发行了二十五版，那大概是八万本左右。台湾版我没有数字，而删去不少文章的四川版，一九八八年印制了三万多本，一下子卖光，八九年「六四」事发，不敢再印了。据说四川版之前，大陆曾经有手抄本。

执政的人似乎永远不明白：思想是禁不住的。去年我到中国大陆七家大学讲话，没有遇到一个学生不知道《卖桔者言》，而大部分都读过其中某些文章。他们的发问显出读得很深入。影印本的传阅很盛行。

我认为《卖桔者言》的普及，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它不「科」而「教」。任何人都希望多知一点学术的事。但教科书嘛，那样老土的、公式化的读物，不是为了读书考试有谁会去翻阅？正规的学术文章吗？要不是术语连篇而其实空空如也，就是深不可测，门外汉非止于门外不可。生动可读而又大有意思的学术文章，凤毛麟角。在象牙塔内的学者似乎不明白，学术——就算是最深的学术——是可以普及的。

深入浅出的学术文字，写得很好的，有的是。《卖桔者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务求浅白中我放开来写。这就是以散文的格式来写学术了。这可能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

学术散文可不是一个刻意的发明。山木兄要我在《信报》写专栏，而我又要介绍给大众读者历来被认为是深奥的产权经济学，不放开来写，不用散文的格式，就真的没有其它办法。当然，我怎样写山木兄都会照印无误。但《信报》是在路旁销售的报纸，街上的人不读的文字，怎可以「交差」的？

说实话，当时我可不知道我是在写什么学术散文，发明了什么「放开」格式。我只拿三个重点下笔。其一是老师艾智仁在一九六五年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读者若不明白你说什么，天才等同废物。」其二是为惟恐学术论点沉闷，我尽可能把内容趣味化。我于是多用例子，有时闲话家常、有时东拉西扯、有时发点牢骚，也有时谈诗论词起来了。其三，意之所之，写到怎样就怎样，但学术论点紧握不放。

一九八六年，北京杨培新到港大造访几个星期，读了《卖桔者言》，说：「你写的是散文呀！这样把学术放开来写的文体，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才知道自己因为被逼而误打误撞，写成了一种比较特别的文体。

于今回顾，当时我还有另一个困难：此前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我答应山木开专栏，是因为自己识中文，而英文经过多年勤修苦练，我想，英文既可下笔，中文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一样」的观点是对的，但不是对得那么快。起初的三几篇，朋友都说我是先写英文然后翻为中文的（其实不是）。他们说「翻译」是客气话，其实有贬意。我想了一个晚上，就决定拿出自己少小时背诵过的、数之不尽的古文来混合，要跟朋友们过瘾一下。八股一出他们就收了声，剩下来大声喝采的是胡菊人！菊人是文坛泰斗，说一句顶一万句。他说我古文根底厚，所以文章可读。这样，我就放胆古今并用地写下去。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卖桔者言》后，忘年交舒巷城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替我修改文字，一修就修了十三年。去年舒巷城谢世，我再执笔为文，是没有人修改的了。朋友问，没有舒巷城，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分别？真是问得蠢！巷城十三年，你认为我的文字还会怎样？

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我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朋友，从他那里学到两个重要的行文法门，使我终生受益。

其一，王兄的英文写得掷地有声，文采斐然，但文法往往不依常规。这使我意识到行文之道，重要的不是文法，而是文气。我其后自修英文的一个重要法门，是朗诵及背诵文气如虹的文章——起初是王兄介绍的，后来自己找寻「诵」物。

其二，王兄说得清楚，天下为文殊途同归。一样语言写得流水行云的，任何其它语言，只要识字，写来也流水行云。

最近重读《卖桔者言》，觉得在思维上与今天没有多大分别（十六年没有寸进！），而文气也差不多。唯一觉得自己有进步的，是中语文字的操纵。舒巷城当年常说我有的「语病」，今天是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