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深泉（舒巷城）的病，我封笔久矣。深泉谢世，我更提不起劲动笔。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在今天的社会虽然少之又少，但对我这一辈在西湾河长大的人总有一点感染。

不久前我在这里发表了《悼深泉》一文，深泉的弟弟照泉读后以毛笔写给我一首七绝：

“拜读鸿文字字伤，堪悲兄弟隔阴阳；
太宁往事从头说，感谢良朋高佬常。”

文采如斯，感情若此，难道今天的世界还有金钱以外的事？

我在香港大学莫名其妙地当了十七年多的什么头头，早越退休之年，荒谬了数之不尽的自己喜欢做而又肯定可以做得更好的事。要归去来兮，为时已晚！去年夏天，一位认识了三十年的美国学者朋友给我电话，说我三十年前发表的学术文章，今天被引用的次数有增无减，是个奇迹，促我放弃一切而重施故技云云。

这位鬼佬朋友把我看得太高了。科学上的分析，在琐碎的细节上要笔笔见血才是上品。我自己心知肚明，昔日在细节上的手起刀落的本领，近几年已去如黄鹤。去年我发表了一篇佛利民认为是重要的文章，但那是综合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心得，不是创新的研究。

话虽如此，那位鬼佬朋友的话，使我有所感慨。我想，卷土重来再大杀三方，无能为力矣。但有不少自己写下的中、英文章，是应该整理一下的。另一方面，一些教育性的文字，如课本之类的，我可能宝刀未老。

就在这些患得患失的日子中，黎老弟智英再三地邀请我“复出”。我本来打算推却，但以往的经验，是写散文对文字的思维大有帮助。这好比一个体育比赛的人，多一点其他运动是有帮助的。

无论怎样说，少了深泉，今非昔比。这可不是因为少了深泉替我修改文字就会有困难。我是个无拘无束的人，文字差一点不怎么样，更何况自己的风格要改也改不了。问题是少了深泉，我就失去了写散文的唯一对象。我的散文是写给深泉看的，有意或无意地要向他“表演”一下。

深泉在生时，好几次对我说：“你文内这句话，没有谁会这样说，也没有谁敢这样说。但这是你独有的风格，那我就不便修改。”有时他又说：“你的文字往往使我心惊胆战。其他人这样写会闯祸，但你吉人天相，那我就让你冒险下去吧。”依稀记得，董桥老弟对我的文字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的文字功力当然比不上舒巷城或董桥，但抚心自问，何险之有？难道我赚肥佬黎的稿酬是以险取胜的？以险斗险，我又怎可以斗得过肥佬？肥佬行文之险，险绝天下！

有一位学者朋友写出来的英语论著，我看来看去也看不懂。一天我忍不住问他：你的文章是写给谁看的？他可能认为我很蠢，因为我重复几次他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问。是的，我认为下笔时有一个对象，是为文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好些时，作者会以一个阶层为对象。较为容易处理的，是单对单地对一个人下笔，但这个人明白、欣赏，其他的人就不管了。写学术上的论文，我有时以艾智仁为对象，有时是高斯，有时是赫舒拉发，有时是佛利民。

《卖桔者言》下笔时的对象，有关政治的是林山木，其他的是一个假设的学生。后来写《再论中国》，我的假设对象是赵紫阳，所以文章写得比较慎重，但求过瘾的话少说了。

写散文，少了深泉总是不妥。日渐黄昏，斯人无觅矣！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少了一个知己，自己还要活下去。下笔为文可以兴高采烈，也可以茫然若失。答应了智英重施故技，我逼着要起一个新的栏名，但少了深泉，我去找谁商量一下？

此前在这里——《壹周刊》——用过四个栏名。《凭阑集》是深泉起的，我很喜爱。《随意集》是我起的，毫无灵气，但深泉同意。《挑灯集》是深泉起的，很精彩。《卷帘集》是我发明的，可与深泉打个平手。

这次又要起栏名，思往事，百感交集。我想，自己余下来的日子，应该做一些为米折腰以外的事。我首先想到王维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那不对——我这个人不可以没有生命意识。我于是想到陶渊明。

打过八十三日工就退休的陶渊明，令人羡慕。生当今日，要有陶渊明式的生活可真不容易。要做个五柳先生吗？你可以“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但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家贫”，就不会有“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

退休时你要到桃花源去度假两个星期吗？很不幸，人浮于事，劳碌了一生，就算你是个高尚士如舒巷城，也不可能依次那个南阳刘子骥。

然而，想来想去，我还是想渊明，到最后，就决定用《南窗集》。这是因为我总可以学陶前辈那样，回顾平生，“倚南窗以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