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前景》是二五年六月七日我在《信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副题是《与贝加商榷》。贝加是老朋友，对中国的发展没有跟进，盛赞中国之余持悲观的看法。他指出的是一个历史规律：凡是经济发展得有看头的国家，政府必定手痒，作出些对经济不利的傻政策来。我当然知道他说的历史规律，但认为北京不蠢，有不少机会避免人做我做的傻政策。

曾经何时，几个月后，我公开地说中国经济的红灯终于亮了。央行看来是走上了蠢政策的路。这是后话，将于下一本结集陈列出来。

关心地追踪了中国的经改发展二十六年，波涛起伏，时而大喜时而大惊的日子不知见过多少次，或者可以说，差不多任何时刻我都有诸葛孔明在《前出师表》说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感受。朋友，你认为我这个身经百战的经济老手要怎样做才对呢？血浓于水，关心着中国的青年，当然尽力为之。但时而拍掌，时而大声疾呼，二十六年还活着算是得天独厚。

七十岁了，昔日的大声疾呼今天变为力竭声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