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间，我在佛山华英念中、小学时，爸爸有一家分店在广州，在海珠中路。那是一间三层小房子，地铺经商，二、三楼是居住之所。每逢周末或假日，我都到那里小住。解放后，一九五一年的暑期，我又到那里住了两个月。其后在一九五七年初，澳门富商何贤邀请一群香港唱粤曲的到广州演唱，我鱼目混珠，以摄影师的身分跟队前往。

五七年那次到广州，最难忘的是看大戏《搜书院》后替红线女拍照。可能当时我还年轻，但觉得从来没有遇到一位更迷人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声线之佳，说可绕梁三日是低贬了。

我再访广州，是二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了。是胡里胡涂地坐飞机去的。（阿康也一起去，今天还欠我机票钱。一笑。）下机，见到离别了二十多年的姊姊，劫后余生，恍若隔世，大家禁不住流下泪来。那次广州行，有两件难忘的事。

其一是到佛山华英母校（一九五○年改名佛山第一中学），一别三十多年，梦里依稀，校园破旧。虽然三十多年前我只是那里的一个小学生，但七九年的校长竟然记得我的名字。我在华英时该校长可能还未出生，就是出生了还是个小孩子，怎可以记得我？原来我少小时在华英的顽皮破了该校的纪录，因此成了名。

那次访华英（一中），问及四十年代的老师，回答是在文 革期间，被斗的斗死，自杀的自杀，无一幸免。只是我小六时的一位 吕老师，不知所终，也没有谁记得起这个人。

七九之行，还有另一件难忘的事。那时广州一贫如洗，晚上乌天黑地，就是有钱也不容易买到饭吃的。好不容易左托右托，在某迎宾馆订得一席菜，请姊姊一家及一些干部朋友吃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立叔。）宴到中途，我见两位年青的外甥女在地上拾鸡骨。问她们拾来作什么？答说要拿回家煲汤。

悲从中来，回美后我出尽办法，把这两位外甥女弄到美国跟我念大学。那是一九八○年。两位小姐到了美国，随地吐骨，有点像荒山野人。更头痛的是，她俩对英语目不识丁，怎可以读大学的？张家的基因要感谢上帝，六年之后一位成了药剂师，另一位拿得电机工程硕士。今天她们是专业人士，自己有了可爱的家。

自八二年回港任职后，我到过广州五次，大都走马看花，乏善可陈。最短暂的一次，是大约五个月前，我被邀请到那里会见王歧山。久闻王副省长是经济大师，而年多来广东的经济大有起色，听说都是歧山之功，就忍不住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人。中午从港坐汽车，下午抵穗，吃了一点小食，会见英雄，步出大厦，回港去也。这样，在广州只勾留了几个小时。

王副省长的神功——其经济神功说来话长，且谈其它的——是能细说多项关于我的轶事，对错参半。最奇怪的大错，是他听到我每次会谈或演讲之后，一言不发就立刻离去。把我说得那样神龙见首不见尾，虽然不对，却会使人觉得我是个怪人，飘忽无常，非五常也。

听说王歧山因为在广东办得好，快要升官（不一定发财）到北京去。虽是传言，却也可信。「可信」是因为这些年来，凡是做得特别好的干部，往往被调到北京去。我认为这样做有点胡涂，也有点不幸。既然做得好，调之作甚？要奖赏王歧山，大可加薪十倍。升官是政治上的认可，除非王歧山能升至全国的经济大师，否则单管广东经济为上也。

能够有空余时间去体会一下广州的实际生活情况，还是最近新春假日期间的广州之行。是年初一（一月二十四日）去的，初四返港。天气并不可人：先是雨，后是寒。

直通火车只需一小时三十二分钟，晚上六时十七分抵达。广州东的新火车站大而无当，要找约好了的接车朋友并不容易。订好了白天鹅宾馆，但朋友说那里晚上烧烟花，要封路，所以先吃晚饭。饭后八时，驾车本来只两分钟的路程，但转来转去转了两个多小时。原来广州烧的是慢烟花。相比之下，香港烧的是快烟花：十多枚一起放，满天星斗，二、三十分钟就烧完了。广州是慢慢来，放三几枚，停一下，又放三几枚……

不是要替他们作宣传，但白天鹅宾馆的管理值得一赞。房间清洁，而服务的员工很有礼貌。难得的（而我认为是多此一举的）是每层楼都有一位女侍应站在电梯门前，笑容可掬，款待宾客，昼夜不分。我问其中一位每更要站多久，答说八个小时。「不很累吗？」「站惯了。」虽然这是廉价劳力才能得到的服务，但知道每位小姐每天要站八个小时，心里不舒服。应该不多管闲事的。

第一天的晚上无所事事，到白天鹅的酒吧听歌去也。是六个菲律宾人的乐队，唱四种语言，或缓歌慢舞，或吵啊吵的士高，震耳欲聋。一边珠江无言空自流，另一边灯光闪闪，好像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我想，曾几何时？

那酒吧内有一个不难理解的经济现象。每位客人收费人民币八十八元，除酒外所有饮品无限供应，不再收费。这样，你道招待如何？第一杯饮品送到后，你要添饮，侍应千呼万唤也不来。其后两晚在广州，所到之处，凡有最低消费的皆如是。每杯计钱的呢？你不添饮侍应就来麻烦你。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