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后悔几年前没有答应《苹果日报》写副刊。每天只写四、五百字，随意下笔，谈天说地，总不愁没有话题。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胡乱地这样说，不免开罪副刊的各位大师了。隔邻的饭，人家老婆，似乎永远可取一点。副刊短文比较容易写的观点，可能大错特错，但我有这样的感受。

要写一篇近二千字或以上的文章，有内容，有论点的，实在困难。要找到一个可以发挥一下的题材绝不容易。十七年来，我写过六百篇，算是个小奇迹。

想深一层，那应该是个大奇迹。这是因为有好些我喜欢多写的题材，读者不多，就不便多写。这不是要哗众取宠，而是在非专业的大众刊物上发表，写稿的人总要对刊物的老板有一点交代。这些年来，刊物的老板或编辑对我手下留情，怎样写也照登无误，我是感激的。昔日《信报》的林山木，《香港经济日报》的冯绍波，《资本》的郑经翰，《Recruit》的张玿于，与今天的黎智英，都给足我面子。

「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丢！」我写稿的困难还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山木每天长篇大论是吃了什么灵药的。听说阿康每星期写两篇要叫救命，肥佬一篇也要撞头埋墙！我自己的秘方，是实行慢性自杀——写时要抽烟。

想到一个值得写的题材，但不可以长篇而大论的，怎么办？告诉你吧。起笔要潇洒一番，东拉西扯，先拖它两三百字。记着，要拖得潇洒，最好是才气纵横，好叫读者不知道你是搜尽枯肠，希望他们会读下去。

一入正题，就要望天打卦！正题总要写千多字，若这时你还刻意地拖长来写，就很容易露了底，整篇文章就废了。写呀写，写到要说的快说完了，一数稿纸，还差两页，一身冷汗，就要来一招无中生有。好些读者朋友说，我的文章最精彩之处，是毫无先兆地一下子转换了题材！这就是无中生有，是瞒天过海的第二招。

我要说的江郎才尽，是指找不到可以成文的题目。这「才尽」不是指永远才尽，而是在一段时期想不到题材。有时弹尽援绝，无计可施，但却时来运到，灵机一触，想到了一个大好的题材，举一反三，一连写成几篇比较满意的文章。不久前，我突然想到写《成就早迟论》。执到宝，因为我跟着写《成就的界定》、《传世的思想》、《什么是想象力》等，都是由《早迟论》引发出来的。

《早迟论》有点新意，因为以天分、经验、感情这三项来论成就的早迟，没有谁谈及过。稍有新意，思维就可以天马行空一番，多带出三篇其它文章算是少的了。我以为上述的四篇文章合并起来，有机会传世。

上文提及，有些题材我很喜欢写，但因为读者不多而不便多写。这些题材是什么不能告诉你，因为黎老板若知道，我就不容易久不久交一篇出去。经济学的文章我当然可以写之不尽，但过于学术性的，多写就与《壹周刊》的风格有所出入。董才子说《苹果日报》不怕全是学术性的，我就替他们写《经济解释》。

评论时事的题材，差不多任何写手都可以写之不尽。但我有两个困难。其一是我很少读报章，也少看电视。其二是香港的时事往往使我反感。不喜欢的可以下笔评论，但有反感的，写来不舒畅，不写算了。还有一点是，时间性特别强的文章，很难写得有存在性。

本来是才高半斗，但因为各种约束，我变得连小半斗也没有。阿康「八卦」，评论时事还要叫救命；肥佬不仅不滞于物，且不滞于人，也要撞头埋墙。这些消息使我高兴万分。难道他们之才比我先尽乎？若如是，我又要潇洒一番了。

不久前我想到一个主意，多点旅游，写些过瘾的游记，或可解除江郎的困境。我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下过工夫，多到神州大地走走，题材应该俯拾即是。前些时发表的《赤壁行》就是例子。问题是自小逃难，跟又远渡重洋（一九五七年时，出国留学也是逃难式的），使我对旅游厌倦了。

我本来可以写历史，且自信可以写得别开生面。去年底我以《惊回首，感慨话千年！》为题写了四期，没有参考书籍，只凭记忆。殊不知一位年青读者来信，指出我写的鸦片战争之后的史实有错漏之处（结集时作了修改）。真麻烦，人老了，记忆就弃我而去。写历史，总要参考一些书本吧。但我弃书三十年，六根清净，不应该再染红尘了。我也想过评论文学，但细想之下，评文学所需的记忆力，比写历史更甚。

如果我不是什么教授，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以笔名下笔，可选的题材就广得多了。既然那么多读者来信称我是个鬼才，我当然可以写怪论。林振强的那一种我写不出来，但昔日哈公在生时，就曾屡次邀请我跟他一起「怪」一下。难道哈公是识英雄，重英雄乎？

写到这里，阿康给我电话，说他跟一位专家详谈过，结论是在香港要推行学券制，困难重重，无可救药云云。连一个多年来鼓吹学券制的人也扯起白旗，其哀可知也。

十九年前我就为如下的问题想了几个月：一个极劣的体制，对社会整体为祸不小的，可以持久地存在。那是为什么？后来我找到答案，在八二年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向私产及市场的路，也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国企特权会是最难清除的。

今天晚上感到江郎才尽，无可奈何，就以之为题过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