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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0.10)请挽狂澜于既倒——致董建华先生(之一)

(2002-10-10 14:29:07)
分类: 五常谈经济

我不懂政治,但见到香港近来搞高官问责制、公安二十三条等项目,颇有感慨,在稿纸上写下《香港尽去矣!》这文章题目。然而,我跟着想,这是消极的看法,于事无补,还是从积极的角度下笔吧——于是把题目改了。香港的经济困境每个市民都有所体会;前头看不到转机!愚见以为,香港政府要全力集中于挽救经济,不应该分心到与政治有关的话题那边去。

 

一九九六年末与九七年初,我两次公开说香港将会有十年以上的不景,而这不景是与九七回归无关的。当时没有人相信,而其后间中略有起色就说大教授看错了。经济下降从来不是直线下降的。

 

今天,记得我的悲观推断的朋友一致认为是看对了。他们屡次要求我提出补救的办法。我想,办法是有的,但差不多不可能做到。不能做到的建议,不说算了。今天我又想,做不到的建议不妨提出来,或许董先生有点办法。「绝望之为愚妄,正与希望相同。」那就让我试试吧。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昔日父亲在西湾河的山头操碎石工作,母亲养猪。后来他俩事业有成,是今天还存在的位于扫杆埔的圣光堂的执事。七十年过去了,那是老香港的一般故事。艰苦的日子与苦尽甘来,我这一辈记得清楚,但在可见的将来看不到有转机的,今天还是第一次。

 

在提出一些经济建议之前,让我先说一九九六年我突然持有悲观看法的原因。

 

 

悲观是由两项局限转变而起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搞开放改革,香港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提供了外间的讯息,协助了金融、科技与人材服务。于今回顾,虽然初期到国内投资的香港人不少弄得焦头烂额,但整体来说,香港人的服务直接或间接地赚了国内很多钱。这赚钱是应该的。没有香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有那样骄人的成就。

 

八十年代中期起,香港的工业差不多全部北移,但香港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之外还是近于世界之冠。这是服务中国改革而大有收益的结果。

 

九十年代初期,情况在两方面有重大的转变。其一,中国的通胀转剧,导致人民币有大幅度的贬值。朱镕基于一九九三年六月执掌中央银行,大手约束借贷,通胀得到控制,于九五年变作通缩,持续了好几年。这一贬一缩使中国的物价、楼价、工资等在亚洲一带格外相宜,而东南亚的国家以储备支持其货币汇率,终于守不住,促成了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表面上是炒家官商勾结炒出来的风暴,其实是人民币值稳守而使其它地区的币值远为偏高。如果币有所值,炒家是炒不出什么来的。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来得突然,我事前看不到。

 

港币与美元联系,其币值也稳守。问题是香港的物价、楼价、工资等奇高,不仅与货币贬值后的东南亚脱节,而更重要的是与贬值后有通缩的中国脱节,脱得很厉害。

 

举一个例,朱镕基控制借贷后,国内的楼价下降了一半,但在同期,在「明天会更好」的高歌下,香港的楼价上升了一倍。香港与国内的楼价本来只是一倍之差,一下子变作八倍之差!

 

另一方面,自港英决定交还香港后,他们施行我曾经数次提及的「最后的晚餐」。工务员加薪幅度奇高,学校的教师、公立医院的工作人员等薪酬,亦步亦趋。水涨船高,一阔三大,社会福利随之急升。到今天,不工作的一家四口,可获的综援金高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收入。

 

转谈第二项重要的局限转变吧。那就是国内的同胞,尤其是中国的青年,学得非常快,比我在八十年代所能预料到的快得多。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起,国内好些较有看头的食肆,喜欢以香港厨师主理为号召,而这些食肆的经理也往往是香港请回去的。一九九○年在上海南京路某广东食肆进膳,味道平平,但菜式似模似样,与香港的相若。当我知道该食肆的工作人员全部是本地人,就问那里的经理工作人员多少,总薪酬每月多少。回应是员工共六十个,总薪酬每月三万五千人民币。当时一个香港厨师或经理到国内服务食肆,月薪二万五加房屋、生活补贴一万,合共也是三万五。薪酬一个顶六十个,那是搞什么把戏的?

 

当时我想,只要国内的食肆能学得六、七成,他们就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务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二年,国内的香港厨师与经理纷纷回港,如丧家之犬。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大学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我就提到香港厨师的命运,然后问:什么时候香港的金融人材、信息人材等会被国内的青年代替了?香港的服务人材是好的,当时国内的需求甚殷,但薪酬那么高,总有一天会遇到厨师的困境。

 

然而,九三年我还在想,厨艺是眼见功夫,不识字的也可以学,但金融、信息等人材要懂英语、计算机,对世界要有认识,在国内培养恐怕要用很长时间。我看错了。

 

九十年代初期起,香港某机构出钱请三几十个国内的学生到香港考察,每年一次。这些学生通常要求会见我,每年与不同组合的国内学生畅谈大约两个小时。为人师表数十年,我是个鉴定学生水平的专家。一九九六年秋天我会见的那一组使我完全改变了观感:他们的知识水平摆明是在港大的学生之上!会谈于是变作考口试,我主考,他们答。题目不浅,其中「Modigliani - Miller Theorem是什么?」竟然有三个学生答得出来。最后我问:「你们是选出来的国内最优秀的数十个学生,是吗?」回应道:「不是的,像我们水平的数以千计。」问:「硕士毕业后预期的工资是多少?」答:「留在大学工作月薪大约一千八百,到外间工作大约二千五到三千。」这是港大学士毕业生四分之一的薪酬。

 

香港知识分子的服务是好的,但国内的青年学得拼命,学得快,工资低很多,国内将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务了。工业北移,服务价高,香港的前途需要大减价,而又因为有联系汇率,这减价不能以汇率调整。

 

因为上述的原因,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断香港将会有十年以上的经济不景。中国是香港的最佳合作伙伴,但也是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价格向下调整有顽固性,为时甚久,苦不堪言。

 

(之一,未完待续)

 
 
《致董建华先生》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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