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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凭券搞教育与医疗市场
香港今天的经济情况,加税是不能考虑的了。不加税,而政府又再不容易以卖地或出售垄断权等的间接税来增加收入,大幅度地节省开支是唯一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公务员的大幅减薪有助,但不足够。把公立的事业改作私营是绝佳的办法,而首当其冲的是公立的学校与医院。以凭券(voucher)的办法改作私营,以教育而言,政府的支出可以减半而质量上升。
凭券制度的理念,是以政府资助的办法来搞私营。没有听过医院用凭券制,但公立学校转用凭券制,称学券制,是多年来在美国大吵大闹的话题,而不久前那里的最高法院判决学券制没有违宪是大新闻。学券制不容易通过,因为既得益分子的反对势力很大。香港的曾荫权作财政司长时是赞成公立学校改用学券制的,但因反对压力大而无能为力。
美国的实例是这样的。公立中、小学校的教育水平远不及私立,众所公认,但每个学生的经费,私立的不及公立的一半!佛利民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来的建议,是不反对政府资助教育,而是政府以凭券的办法,让公立的学校改作私营。这既可节省政府负担,也可改进教育水平。
学校所用的凭券称「学券」,政府资助教育是学费以学券的形式直接交到学子的手上。学子凭着学券选学校,被取录了就交出学券,校方拿着学券到政府收取券面的钱。原则上,学校可以私营图利,可以在券额之上增收学费,而又因为是私营,校方有自主权,其教育的供应就会因为市场的竞争而逼着以学子及其家长的需求为依归了。我们不要忘记,昔日的香港与今天的美国,教育质量最佳的中、小学都是私营的。美国今天的中、小学,以每学生算,私营的费用不及公立的一半。
我没有香港今天公立中、小学的政府资助费用资料在手,但大学的我知道。医科学生的政府资助比非医科学生的高一倍,而去年削减后,非医科的每年每学生的费用大约是二十四万港元,其中四万二千是学生自己出的。这是说,香港的大学的非医科学生,每年每学生的政府津贴大约是二十万港元。加上学生自付的合共每年每学生的二十四万,即是说每月每学生的大学费用(连暑期)是二万元。假设一个大学教师平均教十二个「全职学生」(full-time equivalent student),世界一级大学的准则,一个大学教师每月为校方赚取的收入是二十四万。美国一所高级大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大约是五万港元(香港的较高;教师薪酬的差数美国远比香港大)。这样,香港的大学教师原则上每月平均可为校方在薪酬之上赚取十九万。当然,大学的其它费用多而高,但这天文数字是可以节省的。
香港的大学如果改用学券制,但不彻底搞私营与改革现有的奖赏制度,可以节省的幅度不大。但如果公立的大学改作有私营大学的自由,那么每大学生的每年学券面值十万港元(比今天的政府资助减一半),在市场竞争下教育的质量应该提升。
我们不要忘记香港的大学的设备、房地产等投资早由政府下了注,改作私营是大赠送(美国的私立大学没有这优惠);不要忘记看着市场的需求搞教育,学生愿意补加的学费会增加;不要忘记富有的私人捐赠,私立大学永远比公立的多很多;不要忘记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搞私立的不可能那样蠢,高举母语教学。
更重要的是,今天香港的大学的师资,比国内的还是高很多(薪酬远高之故也)。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国内很多有钱人,出得起钱求学的中、青年甚众。几个月前港大招收国内学生,数千个申请的只收六十个,连我这个大教授推荐的、家学知名天下而又有钱的学生也遇到困难。读者可能不知道,教大学,一班四十个学生与四百个学生的教法完全一样,只是后者要多用改试卷的助手。这是说,既然开了班,多收一个学生的边际成本近于零。天下间不容易找到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
我可以肯定,纵观今天中国的教育需求与供应的大势,如果香港的学校以学券制搞私营,香港将会成为整个中国的市场教育中心。有大量的国内学生参与,学术气氛可以搞起来,而本地学生学普通话与中国文化就远为容易了。这显然比母语教学优胜。我们要洞悉先机,抢先占有这庞大非常的教育市场,因为国内的教师薪酬加得快,「思想教育」的约束也散得快。今天我们是背道而驰。国内放,我们收。不久前我又听到,第一所以学券制搞的学校已在杭州出现了。
公立医院的情况我不是专家,但原则上医院也是可以凭券来搞私营的。医券应该比学券复杂,但原则上是可行的。今天香港的私立医院因为公立的存在而难以餬口,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据说香港公立医院的设备非常了得,而医师人材甚众。为什么不大手让国内的求医者到香港来,赚他们一点钱,互相得益?客观地看看吧。据说香港推行了医管局这制度后,政府在医疗方面的费用增加了两倍。这是socialized medicine!要挽救香港的经济,我们要回到市场那边去。
以医券制把公立医院改私营,香港能不能够成为中国的市场医疗中心我没有作为市场教育中心那样肯定,但机会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要容许求学者及求医者来港,而他们付的学费及医费是市价,没有凭券给他们。
(之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