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搞学术，希望有些思想可以传世，你要有什么条件呢？这问题似乎没有人提出过，而我也没有作过研究。但在学术上我是过来人，尊重传统，对前贤的思想视如葡萄美酒。因此，这问题我可以试答一下。

在经济学历史上，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史德拉（G.J.Stigler, 1911-1991）。有些人会选熊彼得（J.Schumpeter,1883-1950）作答，但我还是选史德拉。熊氏虽然在经济思想史上下过不少功夫，但他对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入，算不上是高手。

足以传世的思想当然要有新意，有启发力，影响后来的学者。有些思想发表后，声名甚大，或红极一时，但十多年后就不知所终。这些算不上是传世。有三几十年持久性的算有点分量，但我认为比较安全的传世定义，是要有半个世纪以上才可以勒碑志之。这是不容易的成就了。

有些思想足以传世，但给外人抄袭了，袭者成了名，而原作者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也有一些经天纬地的思想，很多年后才被人发现而传世。奥国和尚门德尔（G.J. Mendel,1822-1884）的遗传学研究，在他身后五十八年才被发现，而他定下来的三大遗传定律，今天还是有口皆碑。

顶级的传世思想大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我们不知道作者是怎样想出来的，很有点神秘感。牛顿如是，达尔文如是，门德尔如是，爱因斯坦也如是。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是基因结构（DNA Structure）的发现。半个世纪前，生物学家都预先知道有DNA的存在，大家都同意若其结构被发现了，会是生物学上最重要的贡献。因此，好些学者竞争去找寻。两位合作的发现者之一的J.Watson将整个研究过程写了一本书，书名︽The Double Helix︾。这本书是难得一见的精彩之作，紧张刺激兼而有之。对科学有兴趣的学子，是非读不可的。（英文书局应该有售，读者无需懂生物学。）

回头说作出传世思想的条件，像门德尔那种顶级思想不需要谈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没有资格问津的。还是说一下那些可以传世五十年或以上的思想吧。

我认为幸运或碰彩的机会是不大的。传世思想的作者一定要日思夜想，费尽移山心力，然后才有机会得到突破。这突破不一定是作者日思夜想的——可能是题外有关的思想，在不经意中跑了出来。

我也认为高智商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想象力（Imagination）。想象力高的人不一定很聪明。不能太蠢，但中等或以上的智商，只要想象力好，就有机会作出传世的思想。是的，以传世而论，想象力比智商重要得多。我大肆批评香港的教育制度，因为我认为这制度抹杀了学子的想象力。

传世的思想要有创意。然而，创意千万不可强求。刻意创新是大忌。创新这回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思想要顺其自然。人的脑子各各不同，顺其自然，有时你想不创新也不容易。强作创新，务求与众不同，得出来的永远是些不伦不类的怪物，不可能传世。

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个少有被提及的、作出传世思想的重要条件。那就是作者要知道问题是否重要。这关于品味，是很特别的天分了。不管你智商多高，想象力多大，但品味不成而在不重要的题材上下功夫，怎样也不可以传世。

试想一下吧。任何学术，每个人的黄金创作时期大约二十年，特别长的可达三十年。找了一个题材下功夫，动不动要三、五年，而又不一定可以找到可取的答案。若不懂得找重要的题材下注，转眼之间就日暮黄昏。

我不容易说清楚题材的重要性是怎样衡量的。要是能预先清楚地知道，我在经济学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不会超过五篇——孤注一掷地五年写一篇是正着。

有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朋友，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他告诉我因为自己不能预先知道文章的重要性，就一于多写，多发表。这位朋友认为想错了无伤大雅，就采用撒网政策。

在我所认识的朋友中，高斯（R.H.Coase,1910-）对重要性的判断最高明。问他为什么事前能知道问题重要，他说从来不知，只是一种感受。你相信不相信？

我是相信的。一九九一年高斯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说中提到我。他说不知道自己一九六○年发表的关于高斯定律的文章是重要的。他要到六十年代后期跟我研讨才知道该文的重要性！

数十年来，每次找研究题材，我总要花一段时间来衡量其重要性才决定下注。很不幸，我还是中计的多，传世的少。所以你若要我教你怎样衡量重要性的问题，我最好的答案是：要有高斯的感受。

要具体地说一下还是可以的，但帮助不大。重要的思想必定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有趣味，其二是有广泛的用场。问题是，这二者在事前怎可以知道？我认为很有趣味的，其它的人不一定同意。至于用场的广泛性，大都是作品发表后多年才可以比较肯定地说。

据说门德尔当年全然不知道自己的遗传研究是重要的，他只是埋头在后园种豆看花。这观点我不同意。门德尔种豆种了很长的日子，若没有高斯的感受，他岂不是傻佬一名？像基因结构那种在发现前就众所周知其重要性的研究，是很少有的。

最后不妨说一下自己的经验。经验上，凡是自己认为重要而用心写的关于理论或概念的学术文章，传世三十年并不困难，甚至可说是十拿九稳。能否超越五十年我可能看不到了。另一方面，无论怎样用心写，凡是重于事实考查的，传世的机会很小。我只有一篇考查的文章——一九七二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是历久不衰的。

如果我个人的经验是一般性的话，艰巨的考查工程的回报率，实在是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