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五常谈经济 |
前些时写了六期《请挽狂澜于既倒》,提出一些挽救香港经济的建议,很受读者欢迎。国内有数十个网页转载,吵得很热闹。奇怪的是黎老弟智英不以为然,认为我建议香港搞什么行业是违反了自由市场的选择,经济学者不应该教市场怎样做云云。
黎老弟是给佛利民或一些美国的经济品评刊物误导了。两年前见到一本某美国大机构出版的、排列世界自由经济的刊物,是巨册,以香港排名第一。莫名其妙,但我见到三位作者中排头的是我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师弟,不胜感慨。那位师弟显然还没有学满师,就以大师自居而左评右评了。
要是香港真的有自由经济,姑勿论自由排名第几,黎老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但如果香港的经济不自由,那么我建议的行业是我认为自由经济会发展的,而我的判断,是按照可以观察到的香港与国际的相对价格,认为是脱了节而下的。没有水晶球,而是判断自由经济会向哪个方向走。
说香港的经济不自由,说来话长了。
先谈房地产吧。香港自一九四八年起就有严厉的租务管制,管了三十多年才开始放宽,直至最近才说不管。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廉租屋起自战后的难民涌至。为社会安定而徙置难民可以理解,但其后变本加厉,再加上居屋等,到今天,一半以上的香港居民是居于政府提供的房子。九七以还,八万五那一招若隐若现,彷佛试图搞房屋社会主义。
香港的土地供应历来由政府控制。十多年前一位港大同事的博士论文说香港政府推行高地价政策。当时我不相信,但其后的观察却不能不信。不久前接受电视访问,主持者问:「香港政府应否继续增加土地供应,还是停止卖地而使楼价上升?」一时间我难以为对。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土地供应当然是愈多愈有利。但今天那么多的楼主负资产,政府收取了他们的地价,而又曾经有两位高官说楼价跌定了,建议市民买楼。这些使我想到政府有责任问题,也有道德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一个自由经济不应该有的。
土地房屋之外,香港政府对资源的使用控制也与自由经济扯不上关系。教育资助的按步提升,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到今天全面控制。医疗的大幅干预,是比较近的十年八载的事。自医管局成立后,政府在医疗上的支出上升了两倍多。庞大的综援也是这十年八载兴起的。至于公务员薪酬的大幅提升,则起自中英谈判后港英选吃「最后的晚餐」。
同样重要的干预,是政府在幕后垄断牌照的数量与土地的使用权,从而增加政府的收益。货柜码头与展销场所的供应控制我说过了。交通无论是出租车的牌照,地铁与其它公共交通的收费,以至汽车入口税、汽油税等,都高得惊人。电视台的牌照限量,其因由我不清楚,但电台的频率非常多,可以逾百,为什么只发几个牌照?
外间的人说香港的经济自由——甚至把香港排名第一——是浅见。他们看到的是如下数点。一、金融开放:没有外汇管制,外资银行与股票经纪行皆有很大的作业自由。二、绝大部分货品的进出口皆免税。三、外人熟知的所得税不仅税率低,而且税制简单。四、到今天香港还没有外地盛行的销售税。五、出版书籍或刊物,申请牌照易如反掌,而言论(二十三条的命运不论)的确很自由。
以上五项是外地的自由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事,香港差不多都得满分。然而,几年前我大略地计算过,一个月入十万而尽花所有的香港人,其交给政府的税(包括地价、汽油税、出租车牌照价等)达百分之五十三。要不然,政府的收入不可能支持上述的庞大经费。(我的估计,是香港的穷人税率低,因为其享用的少有政府征收;大富人家的税率高于穷人,但低于有钱坐出租车出入的。)
海耶克、佛利民等高人心目中的自由经济,是指所有资源或资产都有明确的私人权利界定,没有任何牌照数量及价格管制,金融开放,法治明确,言论自由,而政府的职责是法治与治安的服务,从而赚取公务员应得的收入。公务员的收入,是要以市价为依归的。
可能起自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巨著吧。自由经济后人又称自由主义(liberalism)、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等。原则上可以做到,但到今天还是一个乌托邦。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实际上做不到是交易费用的问题。不是贬低或小看任何人,但任何人都会图私利。压力团体的左右,官员或可上下其手,或为自己的利益或权力而增加管制。
佛利民常说香港是最接近他理想中的自由经济。四十年前这看法是对的。当年佛老曾与香港的前财政司郭伯伟畅谈经济之道,先入为主,郭老给佛老的香港印象有决定性。是的,当年只要香港解除所有租务管制,政府的房屋供应只限于暂时徙置难民,佛老的理想印象虽不中亦不远矣。
想来也有道理。只有一个上佳海港的细小的不毛之地,人烟稠密且人口不断急升之际,香港的成衣、手表、玩具等工业的产量,当年皆为世界之冠。另一方面,有好几段长时期,香港的经济增长率也是世界之冠。
如果不重走自由经济的路,香港已矣!还是寄望于衰竭了二百年的中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