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写了六期《请挽狂澜于既倒》，提出一些挽救香港经济的建议，很受读者欢迎。国内有数十个网页转载，吵得很热闹。奇怪的是黎老弟智英不以为然，认为我建议香港搞什么行业是违反了自由市场的选择，经济学者不应该教市场怎样做云云。

黎老弟是给佛利民或一些美国的经济品评刊物误导了。两年前见到一本某美国大机构出版的、排列世界自由经济的刊物，是巨册，以香港排名第一。莫名其妙，但我见到三位作者中排头的是我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师弟，不胜感慨。那位师弟显然还没有学满师，就以大师自居而左评右评了。

要是香港真的有自由经济，姑勿论自由排名第几，黎老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但如果香港的经济不自由，那么我建议的行业是我认为自由经济会发展的，而我的判断，是按照可以观察到的香港与国际的相对价格，认为是脱了节而下的。没有水晶球，而是判断自由经济会向哪个方向走。

说香港的经济不自由，说来话长了。

先谈房地产吧。香港自一九四八年起就有严厉的租务管制，管了三十多年才开始放宽，直至最近才说不管。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廉租屋起自战后的难民涌至。为社会安定而徙置难民可以理解，但其后变本加厉，再加上居屋等，到今天，一半以上的香港居民是居于政府提供的房子。九七以还，八万五那一招若隐若现，彷佛试图搞房屋社会主义。

香港的土地供应历来由政府控制。十多年前一位港大同事的博士论文说香港政府推行高地价政策。当时我不相信，但其后的观察却不能不信。不久前接受电视访问，主持者问：「香港政府应否继续增加土地供应，还是停止卖地而使楼价上升？」一时间我难以为对。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土地供应当然是愈多愈有利。但今天那么多的楼主负资产，政府收取了他们的地价，而又曾经有两位高官说楼价跌定了，建议市民买楼。这些使我想到政府有责任问题，也有道德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一个自由经济不应该有的。

土地房屋之外，香港政府对资源的使用控制也与自由经济扯不上关系。教育资助的按步提升，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到今天全面控制。医疗的大幅干预，是比较近的十年八载的事。自医管局成立后，政府在医疗上的支出上升了两倍多。庞大的综援也是这十年八载兴起的。至于公务员薪酬的大幅提升，则起自中英谈判后港英选吃「最后的晚餐」。

同样重要的干预，是政府在幕后垄断牌照的数量与土地的使用权，从而增加政府的收益。货柜码头与展销场所的供应控制我说过了。交通无论是出租车的牌照，地铁与其它公共交通的收费，以至汽车入口税、汽油税等，都高得惊人。电视台的牌照限量，其因由我不清楚，但电台的频率非常多，可以逾百，为什么只发几个牌照？

外间的人说香港的经济自由——甚至把香港排名第一——是浅见。他们看到的是如下数点。一、金融开放：没有外汇管制，外资银行与股票经纪行皆有很大的作业自由。二、绝大部分货品的进出口皆免税。三、外人熟知的所得税不仅税率低，而且税制简单。四、到今天香港还没有外地盛行的销售税。五、出版书籍或刊物，申请牌照易如反掌，而言论（二十三条的命运不论）的确很自由。

以上五项是外地的自由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事，香港差不多都得满分。然而，几年前我大略地计算过，一个月入十万而尽花所有的香港人，其交给政府的税（包括地价、汽油税、出租车牌照价等）达百分之五十三。要不然，政府的收入不可能支持上述的庞大经费。（我的估计，是香港的穷人税率低，因为其享用的少有政府征收；大富人家的税率高于穷人，但低于有钱坐出租车出入的。）

海耶克、佛利民等高人心目中的自由经济，是指所有资源或资产都有明确的私人权利界定，没有任何牌照数量及价格管制，金融开放，法治明确，言论自由，而政府的职责是法治与治安的服务，从而赚取公务员应得的收入。公务员的收入，是要以市价为依归的。

可能起自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巨著吧。自由经济后人又称自由主义（liberalism）、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等。原则上可以做到，但到今天还是一个乌托邦。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实际上做不到是交易费用的问题。不是贬低或小看任何人，但任何人都会图私利。压力团体的左右，官员或可上下其手，或为自己的利益或权力而增加管制。

佛利民常说香港是最接近他理想中的自由经济。四十年前这看法是对的。当年佛老曾与香港的前财政司郭伯伟畅谈经济之道，先入为主，郭老给佛老的香港印象有决定性。是的，当年只要香港解除所有租务管制，政府的房屋供应只限于暂时徙置难民，佛老的理想印象虽不中亦不远矣。

想来也有道理。只有一个上佳海港的细小的不毛之地，人烟稠密且人口不断急升之际，香港的成衣、手表、玩具等工业的产量，当年皆为世界之冠。另一方面，有好几段长时期，香港的经济增长率也是世界之冠。

如果不重走自由经济的路，香港已矣！还是寄望于衰竭了二百年的中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