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学术气氛，学术不容易搞起来。高一个层次，在研究院内，气氛不足学术不可能搞起来。很不幸，学术气氛不是要有就有，不是有钱就可以购得到，也不是大家多发表文章就可以成事的。香港的学术气氛奇差，我在港大试搞，力不从心。在那里的最后几年，一九九八至二○○○之间，国内申请到港大作研究生的甚众，其中有好学生，搞气氛有可乘之机。可惜港大再没有钱资助有前途的国内学子。

美国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学术气氛好得不得了。我躬逢其会，整个六十年代享受了这十年的大好学术气氛，天天疲于奔命，可算不负此生。可惜六十年代后期美国与越南战争，学生不是游行就是缺课，激进的不少，浓厚得无以复加的学术气氛一下子被冲散了。

于今回顾，学术气氛搞得好要有如下因素的合并。（一）起码有十位八位学者有共同的学术兴趣，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共通语言，外人不一定听得懂，但围内的互通无阻。（二）好学生的参与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教授同事之间只是互相研讨，没有教与学的关系。教授有新意，试教给学生是试把新思想简化，而学生有年轻的脑子，提出的浅问题是大教授往往提不出来的。（三）相聚的学者完全不谈学术之外的话题，日夕如是。在芝加哥大学两年的午餐中，我没有听到学术之外的话题。一个问题提出来了，有兴趣的同事都环绕这问题打转，同意或不同意，吵呀吵的。同一时期，同一学系有不同的问题。有共同兴趣的多聚，但也有捞过界的，而后者的「外来」参与，以新眼光看新问题，其贡献别开生面。

不是大家要多有文章发表才有上佳的学术气氛的，绝对不是。想当年，芝大的戴维德（A. Director）在法律学院论经济，其学术气氛的浓厚有口皆碑，传为佳话。但戴老是不写文章的——他的口述传统举世知名。另一方面，戴老只有一个哲学学士，连硕士也没有，更谈不上经济学的训练了。但他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重要元老，影响甚广。这可见只凭感染力——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学术气氛可以搞起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也是因为学术气氛特厚而知名于世的。当时该学院的主要人物是L. Robbins，也是发表文章不多的。我自己在洛杉矶加大作研究生时，老师艾智仁的感染力把一群学子搞得团团转，而作为大师，艾师发表的文章也不多。

到了我自己一九六九年正式为人师表（之前作助理教授其式不正），转往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大约有五年学术气氛搞得好。同事中Y. Bazel，D. North，J. McGee，L. Kochin等帮助很大，常有兴趣相投的造访学者参与，而又有几个难得一见的好研究生。

是的，好学生的参与非常重要。年多前在洛杉矶与老师赫舒拉发相聚。说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加大经济系，他说当年的学术气氛特别好，主要是因为有多个好学生。他说教书四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这是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