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庆寄来快要在国内出版的《有场景的知识》一书的文稿，是此前发表过的经济散文的结集，希望我能写个《代序》。原来他说的「场景」是我常说的街头巷尾，是我重视的治学地方。这使我想到经济学者的选择，在这里说说吧。

经济学的主要用场是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解释与推测相同。这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称局限条件），依据经济学的原理（主要是需求定律），人的行为会怎样，而如果情况（局限）转变了，行为会跟着怎样变。这是解释，也是推测了。

人的行为及其效果的好与坏，是价值观，任何人都可作判断，不限于经济学家。价值观（例如离婚是好还是坏）是道德、伦理上的事，不是不重要，而是互相不同意时吵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是科学之外的事了。福利经济学就涉及这类问题（例如政府应否资助教育），不少经济学者有兴趣。

然而，既然经济学可以推测人的行为及其效果，这学问可以提供怎样改变局限会有什么效果的分析，让他人的价值观判断。这是经济学的次要用场，次要也重要。这种提出建议的学问是政策经济学。举个例，通货膨胀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推测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有通胀，以及通胀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则是经济学者的专业了。

解释行为或现象是经济学者的本分，而有了解释，他们往往提出个人的主观政策建议。通常不会有影响力，因为决定政策的是执政的人。执政者有压力团体的左右，也要顾及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是低贬执政的人，而是任何人作为执政者都会那样做，只是有些人的灵魂之价高一点，有些低一点。

一般而言，经济学者的灵魂既不超凡，也不脱俗。他们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某些政策而歪曲了——甚至刻意地歪曲了——理论分析。我自己呢？既不超凡，也不脱俗。但我是个固执的人：我不想知道自己的灵魂何价！这样，醉心于经济解释，而有了解释才作出政策建议时，执政者怎样选择我不介于怀。我说过了，如果我以改进社会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解释行为或现象是有趣的工作，足以令人废寝忘餐。有趣，但认真从事的人往往在恐惧的日子中生活。最可怕而又愚蠢的，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是的，道听途说或资料数据皆可误导。不是不可以用，但要考证，而考证的工作相当头痛，有时吃力不讨好。

这解释了为什么数十年来我喜欢在街头巷尾观察，问左问右，有时拿出钱包来考一下出售的人，而有时亲自落手落脚地做起生意来了。但做生意我一般只是开了头，知道生意的性质，清楚行内的现象，就不再管了。当年是艾智仁、高斯、佛利民等师友把我赶到街头巷尾去的。但他们可没有伴着我一起跑，只让我自生自灭地跑了三十多年，写成了今天中国青年喜欢读的《经济解释》。

朱锡庆是个很有天分的经济学者，像我一样，是个街头巷尾的现象专家。他在这方面的兴趣，起于我们认识之前，不知是谁影响了他。如果有大量的中国青年跟着朱教授的路线走，神州大地的经济学就变得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