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重操摄影故技，不久前摄得一帧荷兰豆，黄贵权与陈平两位大师皆称神品！鼓励如斯，我视荷兰豆如国宝也。到番禺的农村找到荷兰豆，再摄，巧逢雨后阳光，几帧神品信手拈来，也顺便摄得几帧甘蔗，总之无奇不有，但求诗意盎然——看来福哥要变作服哥了。

这次猎影中，我和农民谈了几句话。可惜当时心在摄影，不在经济，没有多谈他们的生活情况，但几句话可以联想到一些。

我不是个农业的门外汉。童年时逃难，在广西的农村住过一段日子。这经验帮助了我后来写《佃农理论》，而后者使我在芝加哥大学被邀请教过一个学期农业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改进，但还是艰苦。甘蔗的培植是不幸中的不幸。因为沙士（他们称非典）的发生，政府严禁吐蔗渣于地上。甘蔗之价从之前的两毫一市斤跌到九仙一市斤。承包土地的租金是每年人民币五十八元一亩，不高的数字（苏浙一带有高达二百元的），但要亏蚀。种植的成本不论，收割的人工费用是二仙一斤。这是说，一百市斤的收入只有七元，那是我这个老人家抬不动的甘蔗了。

以收割工资每斤二仙算，一天收割五百斤（二百五十公斤），包括清理与绑扎，我当然办不到。朋友，你可以办到吗？算你吃了大力丸，你的工资每天只是十元。没有假日，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币三百，足以餬口多一点。工作的多是女性，晒得焦黑，笑口常开，我衷心佩服。

荷兰豆是另一个故事。售价一元六角一斤，但收成是每豆选摘，很花工钱，有些是因为聘请不到人手而放弃收成的。这里有三个经济含意，两好一坏。坏的是农产品卖不起价，增加了农民的艰苦。好的一面是农产品供应多，显示着制度有可为。更好的一面是农民放弃某部分收成，证明他们的生活有了改进。

一位农妇对我的太太说，她的女儿在我没有听过的大学毕了业，在外间打工月薪八百。真替她高兴。另一位农妇说她整生没有到过高厦林立的城市，只是这些年来公路的汽车越来越多。我忘记了问她有没有见过飞机。

感慨之余，我叫太太给那组收割甘蔗的六七个农妇一百元。她们高兴极了，说要在晚上开聚餐会。我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我曾经花一百元人民币而获得更大的消费者盈余，或有更大的满足感。

太太说将来有机会，要租一部旅游车带那里的农民到城市去游览一番。经济学的含意，是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选择较为高明。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是陶渊明说的。那里的农民告诉我，是种瓜时节了，今年五月有好几种不同的瓜近于收成。太太立刻写下他们的联络电话，因为知道我摄瓜的本领天下无敌，不会放过这机会。

离别时我对太太说，不要搞游览，给他们钱又恐怕看人家不起，还是买些他们没有吃过的糖果，买些他们用得着的衣料，也要问他们的孩子喜欢看些什么书。

中国的农民很纯真，有问必答，无不坦然。我想，如果农民的生活不大幅提升，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大成，怎样也要为他们做一点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