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谢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经济系主任Zvi Griliches，是多年老友。二次大战时，他和我差不多因为营养不足而遭淘汰：他在德军枪下的集中营；我在广西逃难，在旷野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芝大时大家展示自己小腿上的疤痕——那营养不足而近于死亡的证据——之后惺惺相惜起来了。我们半开玩笑地问：为什么我们的智商没有因为少小时营养不足而下降？

Griliches是搞数量经济（econometrics）的，搞得浅，是大师了，没有拿得诺贝尔奖令人惋惜。他也搞数量经济中的享乐指数（hedonic index）。既为大师，他当然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享乐或快乐不能相比，也明白只要收入的分配有转移，社会的享乐是上升还是下降了不容易量度。

我问他：「享乐指数是搞什么鬼的？」他解释是试图找出一种指数，能把生活水平作比较客观的衡量。我再问：「有收获吗？」他摇头叹息：「遇到质量不同，非常头痛。」

以八十年代的上海与香港为例吧。那时上海的食肆、酒店、楼宇、汽车、服务等，在质量上一般地远低于香港；香港有钱可以买到的生活享受，上海有钱也买不到。这是说，无论上海的物价、楼价、服务价等怎样相宜，香港有的上海没有，生活水平怎可以相比呢？比较客观的享乐指数比较，大致上是要你有我又有，或大家有相近的质量，才可以看收入与物价等数字来算呀算的比较一番。

十年人事几番新。十年以来，上海与国内各大城市的质量上升，使我们刮目相看。当然，质量上，好些城市还远低于香港，但这几年到过上海的朋友都在说什么新天地，什么楼高八层的海鲜食肆，而在香港比邻的深圳，不久前开业的威尼斯酒店，横看直看也不比香港任何顶级酒店差。

是的，中国的迅速质量发展解决了昔日Griliches闷闷不乐的问题：今天中国的一些城市，其享乐指数大可与香港的相比。一比之下，香港的困境就显得明确了。我大略一算，类同的生活享乐，上海的金钱费用大约是香港的四分之一；深圳比较贵，但也只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已。懂得说北方话的台湾佬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据说已经有六十万移居到上海一带。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历来看不上眼的表叔突然间高档起来了？说中国人有先天智慧，能刻苦耐劳，学得快，是对的，但问题是：那所谓落后或发展中的国家不计其数，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发展得天独厚。当然，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决定性，但这改革主要是八十年代，而质量的急升却是九十年代。那是为什么？

上述的因素有助，但我认为决定国内的质量急升，主要是人民币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贬值与跟着而来的通缩，使国内的楼价、物价、工资等远低于台湾及香港的：九十年代中期，国内的物价与工资大约是港台的八分之一吧。另一方面，中、港、台是同一民族，其品味需求有连贯性。这样一来，在国内投资的人，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知道提高质量有利可图。因为物价与工资有那样大的差距，大手搞质量博得过。

相信我吧。多给一个国内酒店的服务员每月五百元人民币，说明是买「礼貌」的，一夜之间这服务员会判若两人。然而，与外地相比，这五百元微不足道。